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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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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曲靖日报

时代进程中的乡村巨变和生命场里的人性传统

日期: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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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松的中篇小说《衣锦离乡》在《边疆文学》2024年第一期“边疆开篇”栏目发表,作为“边疆开篇”的文学作品,一定具有可读性和文学研究性。

崔玉松的小说写作,近年频频被纯文学刊物编发,势头劲猛。在研究曲靖女性写作的过程中,无疑她是重点对象。曲靖女性写作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到现在,涌现出的女性作家是曲靖文学发展进程中灿烂的图景。

崔玉松的写作时间不长,短短几年,她完成了坚守和执着的信念,把写作当成生活来过,一发而就,一路向前。

中篇小说《衣锦离乡》以“刘大福”和“刘小福”父子二人为主线,在“大福小福”之间展现出时代进程中乡村和城市的变化带给人们的诸多思考。刘小福走出乡村,融入了城市,并在城市安家乐业,这是刘小福的“衣锦”之路。小说中,刘小福身上的淳朴、厚实、善良、孝顺正是他“衣锦”的成功基石。在刘小福融入城市的途径中,反衬出新时代人们心性的变化,这一点可从刘小福的婚姻结构中体现出来。正是因为刘小福的乡村精神,才是他搏击命运的胜券,如果刘小福身上体现的是乡野之气的蛮横无知和乡土之气的落俗,那么刘小福将得不到城市的现代爱情和家庭,更不会获得刘世贵的慧眼识金。刘世贵是公司老总,他的思想变化不是固执地认为乡村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在同意女儿刘芬芳的婚事和把公司交由刘小福负责的两件事情上,刘世贵脱掉了有钱人的傲气和势利,反映了新时代人性向往真、善、美的价值观。

刘小福凭借自己的能力、善爱一步步走向事业的成功。他“衣锦离乡”的实际行动有三种,一是回乡办酒宴发红包;二是格以头村整村搬迁进城;三是在格以头村小区以乡俗风情投建娱乐设施。在第一种行为中,虽然作家崔玉松选择报恩的方式是发红包,并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发红包,小说中写道“我爹高兴我就高兴”,他老人家高兴才是刘小福内心的期盼,所以选择发红包这一直接的方式,也写出人性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生活立场,刘小福憨厚的性格也体现出来。四奶奶送的鸡翅和热乎乎的鸡汤,在下雪天送到刘小富家,还是一样热乎,刘大福、刘小福的心也被热乎了。物质缺乏的年代,鸡翅是飞动的人情,鸡汤是滴水的恩情,相互关爱的行为照亮了刘小福的心灵,也折射出乡村人情醇厚的传统美德。作家在这里是见证乡村社会发展中厚道村民的观察者,村民在离乡的刘大福眼里是一群有传统美德的乡里乡亲,刘大福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正是作家心性的渴求,一个侧面表达了作家内心的需求,一个侧面证实了时代进程和人性传承中的乡村精神。人们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一个村庄向外展露的精神面貌,作家在这方面的描述不省笔墨,尽其所能地用书写来达到这一效果。

刘小福办了“衣锦离乡”的酒宴,他父亲高兴了,一高兴酒就多下几杯。在儿媳刘芬芳的催说下,刘小福扶着他的父亲上了车,上车时,刘大福嘴里还念叨着一些事,心里鬼火着刘小福,不让他查看院门家门锁好没有,大黄狗也不让带,请秀梅婶养着,说死不掉。当然,刘大福进城,他养了五六年的大黄狗是进不了城的,这一点,刘大福心里是接受不了的,只是心理上有了对刘小福的意见,刘大福心里清楚明白,城市里养狗要按规矩养,不是随心所欲。

当刘大福昏睡一觉醒来,作家把城市如一团火“爆”开繁华的描写,也是为后面扶贫搬迁小区建造一个个火塘和村民娱乐休闲场地埋下伏笔,为刘大福一心对火的敬仰、崇拜作一次铺垫。刘大福对城市别墅的高档认知,并不显得无限惊奇,他只是把对这里的不接受,产生一点疑惑不解,似乎越高大的房屋才显得儿子有能力,有本事。刘大福在小区迷路返回之时,大黄狗突然出现在刘大福眼前,并表现出它的难过和安然,主人与狗的情感表达了人狗共情的难舍难分。

刘大福与大黄狗的不离不弃,天性使然。大黄狗嗅味寻到刘大福,一路吻土嗅味,不畏惧、不放弃,一路寻来,在一定层面上揭示出刘大福对生命的致敬,概定了刘大福平常生活中的善良美德。狗知人性,人性之好坏,狗声明示。

刘大福在巨变的城乡变化中,接受不了乡村的变迁,更接受不了城市的文明与文化,带着陈旧观念在城市里高档别墅区搭狗窝,在别墅里挖火塘,用吊灯的铁链挂腊肉。这些场景描写的背后体现着一位作家深切关照现代乡村现况下乡村人生活传统的真实性。

崔玉松的写作命题是乡村土地的坚守人,他们敬爱着土地,即使在优越的城市文化文明面前,刘大福固执地把对乡村的爱,用行动表现出来,作家在这些事物面前,用女性视觉去细腻地体悟,书写出女性视觉里的柔美和对女性观看到的事物作另一种解说。

女性视觉更多观察柔情、温暖、母性、善爱等人性明亮的部分,她们的视觉范围不是固执、冰冷的一面,体悟事物的本质。张莉的新女性写作概念也说明“新”的走向和意义。崔玉松小说的乡村故事书写,在众多小说命题中独爱这一命题,并写出了优秀作品,这与作家的生活环境、生命意识、价值取向、思想境界等密切关联。

刘大福进城后的返乡之行及在空荡乡村里的生活场景,作家描写细微用心,做到了乡村生活传统观念的不抛弃不厌倦,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坚守土地的农民的意志和不忘本的恩情。有一个场景读后久久难忘,刘大福最后一次离乡时,醉酒了,还叨唠着想把全村的火塘点燃火。到后来,全村人在火的热情里跳舞,把故乡的传统带入城市,用集体的热闹表达对村庄生活的怀念。

《衣锦离乡》从命题选构到主题凸显,揭示出乡村图景变化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程。以刘大福离乡入城的种种行径、心理动态及独特的个性,来达到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精神;以刘小福的离乡展示了新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及精神价值观。

作家崔玉松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村民传统意识的思索,对新时代人性的悟解,破解了乡村故事在当下写作的历史意义。女性书写的另一个令人思考的是女性视觉下的男权意识,或者说女性书写中的男性生活,这一点对女性写作是一种挑战;崔玉松掌控自己的视觉,把男性生活的心理动向及思想变化,描写得如此恰到好处,这是作家对生活现场的维度进行一丝不苟的观察思考所获取的。通常状态下,女性视觉下的男性生活,总有着一种思想上的差异性,对生活的理解方式上也有差别。在处理这种关系上,没有深入乡村生活的体验,仅用经验性来写作,无疑是到达不了写作的目的性,崔玉松做到的是通过生活体验避开经验性来写作,把乡村故事的命题写得比较成功,和一些女性作家区别出来,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值得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