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哨声声》是近年儿童文学创作中一部特色显著的佳作。该书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为题材，面对侵略者的阴险狡诈与残暴，江南水乡地区人民以中国普通民众的勤劳智慧守护自己的母语，将热爱祖国爱护家园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给予读者历史的正面教育和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
这部儿童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只有12岁的农家女孩多鱼，她身后有9岁的弟弟来金，6岁的妹妹有银和3岁的妹妹有子。他们的父亲在上海拉黄包车，常年难得回家一次，四个孩子只能靠务农的母亲拉扯，艰难地挣扎在贫困线上。这时，日寇的侵华战争爆发，让在上海拉黄包车的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孩子们心中笼罩着浓重的阴影。
多鱼是这个农村家庭里的长女，是作品中最鲜活感人的人物。这个典型角色，以年少懂事、吃苦耐劳、甘于牺牲为特征，小小的肩膀早早地顶起了家庭梁柱，成为中国农村众生相中的“标配”而为人熟知。哪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孩子，她们不但要贡献稚嫩的肩膀，还要早早地奉献自己的前程，她们一般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将也许有的机会千篇一律让给身后的弟妹。在乡村，男丁的地位往往都是先天注定的。多鱼自然是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从灶台等处的“风调雨顺”“年年有鱼”等民俗中认识到虽然自己家中绝不可能“年年有鱼”，可其中末尾的那个字，她知道是自己的名儿。于是，她不但认得这个字，甚至还能像模像样地描画出来。她送弟弟有金第一天上学，在别的孩子欺负她，称她为“多余”时，她就泼辣而勇敢地维护尊严，与之打斗，并冲上黑板，用粉笔写出了这个“鱼”字，让一旁的教书先生大为吃惊，并由吃惊上升为赞叹。他很想让这个农家女孩也上学，甚至是免费上学。
故事一开始就颇为吸引人，让人对多鱼产生强烈的兴趣，并对这个教书先生心生好感。其实，这个教书先生是一个日本特务，是一个面善却心狠的家伙。他的一切动机，就是配合日军野蛮战火的同时，实行对下一代的文化奴役。他利用偏僻乡间对文明象征“官话”的向往，教孩子们说官话的“你好”就是日语的“空你几哇”，叫姐姐为“欧内桑”，叫妈妈为“欧卡桑”……并教孩子们唱日本歌谣，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陌生并产生隔阂，真乃蛇蝎心肠！
读这样题材的作品，让我们耳目一新。少儿题材的作品已经从原先的《小兵张嘎》《鸡毛信》《小英雄雨来》更进了一步。看看我们的身边，这种文化毒害，是否仍留有蛛丝马迹？几十年来变相的侵略何时消停过？是不是从价值观、审美观上一直如影随形地虎视眈眈？正是基于这一点，这部作品在文化站位上，扎实地迈高了一步。所以，这部小说在动笔之前即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作者王棵在谈及这部新作时说，文化抗战本身就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事实存在，日军在武装入侵的同时，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对中国下一代的戕害。王棵认为，对祖国文化的捍卫，当时的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王棵是江南人，他生在南通长在南通，他的作品中充盈着家乡南通的文化元素。譬如，在谈到创作中加入方言俚语的元素是出于什么考虑时，他说首先是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情节所带来的必然性要求。围绕这个核心情节，这部小说里必然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语言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实情，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那么小说中的村民不可能说“官话”。如果不这样操作，这部小说的面貌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加入方言俚语也有情感层面上的原因。他作品中的男孩，大人都称之为“侯”。书中大量运用了南通乡间的儿歌、民谚，浓厚的乡土气息让作品生动传神。作品中最打动人的并给人美感享受的，是在“有家不能归”一章中，姐弟俩夜晚河边被蚊子叮咬以及玩“火粼郎”的场面描写，如梦如幻，浓浓的乡情让多鱼认可了有金这个过继来顶“侯”的非亲血缘弟弟。这种田园诗也能让读者在文化辨识度上，本能地亲近我们的“文化母语”。
但这部作品也并非十全十美之作。作品虽然能完全规避说教，以故事情结和人物形象感染读者，并且作者写作时，时时“想象面前有一个孩子”，要让孩子能听懂他的话；但由于是初次试水儿童文学，自身潜入儿童心灵的火候仍有欠缺，能听出是大人学着儿童的声音在说话，而不是一尾带动众多读者在水流中嬉戏的会说话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