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在2023年第9期推出了富源诗歌小辑，这是近来富源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
从整体上来讲，本辑刊载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对个人日常化情感抒发的高度重视。在野麦的《父亲节》中，诗人呈现的是一种日常化的亲情。诗人选择的情感表达对象很有意思，父亲，这个在女性主义角度被一次次批判的对象，在情感表达上确实如此的不堪。在中国的伦理中，母亲常以一种柔弱的形象示人，在生理上又与孩子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因而对母亲的情感表达显得要自然得多。而社会化的父亲因其角色的设定则不是那么亲近，这为情感的自然表达设置了一种障碍。怎么去突破这种障碍呢，一般都得借用非常规之力。比如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诗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情感表达的。而且如果我们去看诗人表达的方式和情感，都是很委婉的。“嘱咐接电话的母亲，注意饮食和身体/不要太劳累，不要太惜钱”。这就是中国人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它不像西方人，爱就是爱，是可以直接说出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要从一些看似零碎的细节中去暗示。
在对日常的处理中，野麦对日常生活中的零碎细节进行了重新组织和秩序化的安排，通过对比、突转和叙述结构的整体安排，赋予琐碎的生活日常以意义和情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其作为一个诗人的自觉。也正是在这一维度，现实的日常与诗歌中的日常发生歧异，诗意也得以生成，一种看似单纯但又欲说还休的情感得以生成。
在表达自我的生命情感时，富源诗人大多喜欢短诗，重视整体构思与叙述的突转。李季的《悲苦者》把普通人一生所遭受的“痛苦”体验通过一枚铁钉的比喻呈现出来：痛是一枚铁钉/每痛一次 他就往身上扎上一颗/如今 他已是一块铁的身体/再也无力 扎入晚年丧子的这一颗。在短短四句诗中，诗人把人生中不同的“痛”通过扎钉子这一具象化的事件具体呈现出来，由浅入深，层层过渡，直到“晚年丧子”以一种无法承受的否定的形式呈现出来，一种无以复加的情感强度在诗歌的结尾像“一枚铁钉”一样深深插在诗歌的尾部。诗歌中的递进隐含着一种情感的突转，尤其是最后一句，强烈的情感正是在递进结构与情感叙述的突转中形成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中比喻的关键在于准确，这一点李季无疑做到了。由铁钉的铁联想到身体的铁，这肯定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它考验着诗人的机智，而且铁钉这一意象还构成了诗歌中的结构性因素，对构造诗歌的完整性极为重要。
雷焕春的《大米着孝衣》代表着富源诗人的另一种情感取向：对公共事件的回应与表达。此处，情感的视野上升，它所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琐碎的日常，而是公共生活的共同经验。这尤为考验诗人的笔力。处理不好，就有落入空洞与符号化的危险。
五月就要消尽，六月等在门外/十字路口告别的人群/挥袖拭泪波，各自搭上时间的列车/驶向茫茫远处/多数人默声擦肩而过，成为彼此的天涯/人世苍老，山河抱恙/洱海在摇晃，青海也在摇晃/水稻之父驾鹤西去/大米穿着孝衣/在傍晚的炊烟中哭成泪人。
五月、六月标示着事件发生的时间，诗人以拟人的方式表达月份之间的交接，“十字路口”已是一个经典的公共意象，诗人还是以拟人的手法化被动为主动，突出一种奇异化和非主观化效果。后面依然是一系列接续的拟人。直到“多数人默声擦肩而过，成为彼此的天涯”一句，为告别英雄这一公共化议题增添了歧异性，视角也由实现了具体化的转移，这无疑丰富了诗歌的意蕴。“水稻之父驾鹤西去/大米穿着孝衣/在傍晚的炊烟中哭成泪人”一句才算真正点明诗歌的“本事”与主旨。其中“大米穿着孝衣”尤好，比喻、拟人、夸张、想象兼有，且与题目呼应，关键是，还一语双关。中国人与大米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是吃大米长大的，是大米养活了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大米就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大米穿着孝衣”，在实体层面，袁隆平培育超级水稻，使水稻不断完善与成长，袁隆平就是大米的父亲，因此要为他披麻戴孝。从另一层面上讲，袁隆平也是吃大米长大的中国人的父亲，因此，披麻戴孝的其实还是所有中国人。当然，这一句之所以妙，还在于诗人为它营造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和语境，脱离这个语境，这种精妙是要大打折扣的。由此可见，准确地发现不同事物的联系，并在他们之间建立精准的联系，赋予其具体化的场景，是雷焕春表达好公共话题的成功所在。其中，关键在于精准。这一点尤为可贵。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不论是个人的日常化情感表达，还是对公共议题的处理，富源诗人情感的表达重心往往是后置的。他们往往喜欢采用一种递进式的结构层层推进情感，也会在其中插入转折、对话、矛盾和悖谬性情境，以增加诗歌的张力、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和诗意的复杂性。富源诗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诗歌中实现了个人情感公共化与公共情感的个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