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侯传宇因病去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跟刘红丽及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陵园看好”，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上山、上山……”。
一
时令已是中秋，毛毛细雨从天不亮就一直在下。刘红丽早早骑着电动车来到辉山烈士陵园。
公公侯传宇在世的最后几年，都是她骑着三轮车把公公载到山脚下，再让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上挪。到了陵园里，侯传宇就找个马扎坐下，看看碑，看看树，看看那些他擦了几十年的名字。
如今，三轮车还在，坐在上面的人已不在了。
辉山之巅，纪念塔被松柏环抱着，塔身十五米高，上书“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涡北抗战殉国烈士纪念塔”二十个大字，庄严肃穆；风吹松针，簌簌如低语。刘红丽站在陵园台阶下停顿片刻，便开始像往常一样清扫台阶、擦拭墓碑、整理祭祀物品。而这些工作，她的公公侯传宇做了42年，她的爷爷侯小臣做了38年。
二
辉山烈士陵园坐落在涡阳县曹市镇辉山之巅，这里埋着三百多名年轻的烈士。
1944年8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率第十一旅和第九旅主力挺进津浦路西，收复豫皖苏边区。首战小朱庄，全歼日伪合流的王传绶支队三个团；再克夏邑八里庄，消灭了李光明部。八里庄一战，彭雪枫被流弹击中，壮烈殉国，那一年，他37岁。
师长倒下了，仗还在打。到了1945年春，四师主力部队在挺进路西的数十次战斗中，有三百余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中最小的16岁，最大的也不过30出头。有的刚参军几个月，有的还没来得及给家里捎一封信。他们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二万五千余平方公里国土，自己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为缅怀彭雪枫，纪念西进以来牺牲的烈士，时任路西地委书记吴芝圃，军分区司令员张震、政委赖毅率十一旅在涡阳休整时，决定在曹市集东的灰山上建一座陵园。1945年秋动工，历时近五个月，一座巍峨的纪念塔在灰山之巅立了起来。时任县长的李晨征得官兵和民众同意，发布公告，将“灰山”更名为“辉山”——从此，这座山便成了英雄辉煌业绩的见证。
陵园是时任十一旅三十二团政教处宣教股股长丁永年具体负责设计和筹建的，丁永年当时就住在侯小臣家，侯小臣还担任他的秘密交通员，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陵园建造完工后，丁永年按照部队领导的安排，委托侯小臣照看陵园。1946年，辉山烈士公墓被国民党军严重破坏，断碑伤额，丢弃满地。次年，我军收复涡北，当地乡政府对公墓进行了初步整修。此后，侯小臣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守护陵园。
这一守就是38年。在他守墓的几十年里，前十多年没有工资，后来国家太平了，他有了工资，从每个月3块、5块，后来涨到30多块钱。
1984年，侯小臣临终前把儿子侯传宇叫到床边，说了一句话：“咱得守好烈士墓，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还告诉儿子，这里埋着的烈士，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也不过30出头，他们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把命丢在这儿的。
三
侯传宇点了点头。这个头一点，就是42年。
侯传宇刚开始守墓的时候，前8年也没有工资，正是父亲曾经的谆谆教导让他坚持了下去。
适逢改革开放，同龄人很多都出去打工了，他依然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通往陵园的路和陵园内各处角落都仔仔细细扫一遍，晚上再扫一遍，陵园里的碑记，他都要挨个擦拭。开始守墓没有工资，妻子不理解，埋怨他老是往陵园跑，不能挣钱，还顾不上家，有一天晚上俩人吵过架，侯传宇就去了陵园。再回来时，妻子已经走了。这件事一直是侯传宇心中过不去的坎，而妻子，也是他这辈子最愧对的人。
妻子的离世，虽然让侯传宇痛心不已，但他仍旧没有忘记对父亲的承诺。之后，他一边抚养一对年幼的儿女长大，一边继续守墓。
晚年的时候，他的腿不行了。股骨头坏死，疼得站不住。他就跪着擦墓碑。有的碑比他还高，他就踩着阶梯爬上去，一点一点地擦。“墓碑就是烈士的颜面，不能有灰尘，不能让英雄蒙尘。”这是他后来跟人反复讲的一句话。
辉山陵园没有专职解说员的那些年，侯传宇就是唯一的讲解员。每年清明等节日前后，来扫墓的人一拨接一拨。他给学生们讲，给党员干部讲，给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讲。每年一百多场，前后算下来，几十年听过他讲解的超过二十多万人次。他讲那些年轻人是怎么死的，讲他们最小的才16岁，最大的也不过30多岁，讲他们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把命丢在了这片土地上。2018年侯传宇被评为“亳州好人”，2021年4月份获评“安徽好人”，2021年7月入选“中国好人”。
2020年，67岁的侯传宇患了脑梗，行动开始不便，儿子常年外出打工，儿媳刘红丽就用三轮车载公公到陵园。但她心里清楚，公公守不了太久了。
四
刘红丽在辉山红色旅游中心上班，平时帮中心搬桌椅、打扫卫生。闲下来的时候，就协助侯传宇接待游客，学习讲解。侯传宇住院的时候，她每天早晨替公公去陵园，打扫、擦拭、整理祭祀物品。公公坐在病床上，听她说今天谁来了，来了多少人，说了什么话。他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就放松了下来。
刘红丽经常跟大家说：“我要像公公一样，向游客讲解发生在这里的英雄故事，把这个事做下去。”
说起侯传宇一生都在守护陵园，70多岁的老邻居侯长海说：“他啊，就是个‘憨子’，一辈子守着陵园。我说你图啥？他说不图啥，就是那些人躺那儿，没人管，他心里过不去。你说这人憨不憨？可你细想想，这世上要是没有这种憨子，那些碑谁来擦，那些名字谁来讲给后人听？”说话时，侯长海眼里分明含着泪花。
1994年，原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十一旅旅长、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来到辉山烈士陵园悼念，亲笔为“辉山革命烈士陵园”题写园名。
纪念塔前的方碑上，刻着一位叫范运增的连长的名字。多年来，范运增的儿子范兴义一直在找父亲的安葬地。退休以后，范兴义辗转到了北京，找到张震。张震说，不用找了，我记得你父亲，他在安徽涡阳辉山烈士陵园，遗憾的是他在被提升为营长的命令刚刚下达时就牺牲了，更遗憾的是只差一个多月他就能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2011年，范兴义来到辉山烈士陵园，在方碑的正上方看到了他父亲的名字：连长范运增。今年清明节，范兴义又来了。那天在陵园里，他拉着侯传宇的手说了很久的话。侯传宇坐在马扎上，听他讲家里这些年的事，讲他是怎么一遍一遍找过来的。他听着听着，眼眶就红了。后来听说侯传宇走了，范运增的儿子在电话里跟刘红丽说了一句话：“你公公是个好人。他在的时候，我们觉得父亲在那儿有人管着，心里踏实。”
雨停了，刘红丽把扫帚和抹布收好。下山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纪念塔，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下走。“公公做了一辈子的事，不能到他走了就断了。”刘红丽说。
从战火中建塔立碑，到和平年代的三代守护，侯家80年的坚守，是对英烈精神最朴素的传承。侯小臣留下，是因为见过那些年轻的生命怎样倒下；侯传宇守了42年，从完成父亲遗愿，到把讲述烈士故事当成自己的日常；刘红丽接过来，是因为这件事不能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正是这种沉默的坚守，让三百多个名字始终有人念叨，让那段历史在这座山上始终有人讲起。
（记者 路振杰 奚婷魏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