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蒙城县政书》，这本书因收录了蒙城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照片、率先运用统计报表、科学绘制行政区划图等开创性做法，成为一个涵盖彼时蒙城各个领域、范围最广、内容最翔实的档案文献资料宝库，给后人了解蒙城当时的真实情况保存了原始凭据。
翻开这本泛黄的珍贵文献，历史的纵深与细节便跃然纸上……
编纂缘起：一位“良吏”的立言存史
这本书由时任蒙城县知事汪篪所编纂。据《蒙城县志》载：汪篪，字吕仲，安徽怀宁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晚清附贡生。1914年1月，由芜湖警察厅长提任蒙城县知事。赴任后，其周历四乡，调查研究，制定政策，起草文书，甚至“往返奔驰，亲自督察”，诸多政事皆亲力亲为，耐苦耐劳，不避艰难，不遗余力，抓治安，剿匪盗，禁烟赌，革吏治，兴水利，办学校，倡实业，厚民生，并重修《蒙城县志》，对辛亥革命后蒙城初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政绩颇著，时人称其“堪比古之良吏”。
1917年9月，汪篪调任亳县知事。彼时，其根据自己治蒙过程中形成并积累的大量文书、政令、布告、照片、图表等各种载体和形式的档案文献，精心编纂，已汇辑而成《蒙城县政书》初稿，行将付梓。然由于多种原因，未果。后其一直将此书放在行箧中，随其辗转亳县、来安、芜湖等地。直到1924年冬天，出于对执政蒙城的深厚感情和治理蒙城等地的深刻体会，终将此书刊刻，并自费出版。
考察汪篪编纂此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为立言，同时记录其治蒙之功。我国传统封建文人及官员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均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做人、做官、做事的最高标准。汪篪出生于晚清，所受教育仍为儒家传统教育，曾考取过附贡生的功名，自然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抱负。在本书序文中，汪篪明确提出了“治非一辙，在因势者利导之耳”的郡县治理理念，并引用西汉王尊、东汉谢夷吾、北宋苏轼和吕公著等人治理水患蝗灾、剿匪灭盗等例子及自己治蒙时对人民“以平易近人者近之”、对蝗灾“以捕治为近”、对水患“以堤濬为近”、对盗匪“以搜荡为近”的实践进行论证，以同时达到立言和记功之目的。
二为存史资政。本书收录了大量汪篪处理各种政务、事务的档案文献，比如舆图编内收录的全境行政区域、县城、治水等地图；吏治编内收录的条陈办理蒙政要文、呈复地方情形文等公文；实业编内收录的振兴林业和创办帽辫工厂的章程、报告、布告等文书；财政、教育、司法、水利等编内收录的各种档案文献及统计报告编内收录的大量报表等等，存史的同时，亦如风土调查编内所说“明知挂一漏万，为识者之讥。然据事直书，亦未始为后之官斯土者，问俗观风之一助云！”
内容概览：500页的档案宝库
该书全一册，十六开本，共计500页。书前有序，书中收录彼时真实照片28帧及正文十编，分为舆图、吏治、教育、实业、财政、司法、防务、水利、风土调查、统计报告等，逻辑清晰，条目分明。综观全书，结合档案文献内容、类别和载体，可进一步归纳为序文、照片、舆图、公文政令、风土调查、统计报告等六部分。
序文为一书之纲，以为实现作者“立言”的目的。本书除收录汪篪自作此书序文1篇外，还收录了其为《蚕桑说》（著者为清光绪二十五年蒙城县令李应珏）一书所作之序文和《重修蒙城县志》序。
汪篪个人及其与县公署职员、驻军、团防、官绅、清明植树、教育会会议、各学校开学典礼、牛痘传习所毕业、帽辫工厂艺徒毕业和学徒工作成绩等合影照片及当时的蒙城风景图，共22张；实业编内所录森林苗圃影片1张；风土调查编内所录鼓楼、四牌楼、万佛塔、刘仙庙、庄周祠等古建筑照片5张。
蒙城县全境图、县城及公署、监狱、财政局平面图5张；前清绿营把总署图、守备署图、教场图3张；涡淝芡水系和挑挖、疏通沟渠等图30张。
从乙编开始至辛编，涉及吏治、教育、实业、财政、司法、防务、水利等七个方面，共收录公文109篇，是本书的核心部分。这些公文有县署印发的上报省、道的报告及批复、批示，有下发各区的公文或张贴的布告、通告，还有汪篪上报的工作日记，等等，均系文书档案，是汪篪治蒙理政的真实记录。
汪篪于公务之暇，记录、搜集、整理的关于蒙城风土民情的相关资料汇集，包括地理、风俗、形胜、庙宇、古迹、河渠等，共计8章。后大多分散编在《重修蒙城县志》各卷内。
还有统计报告，包括人口、耕地、商业、村镇、寺庙、物价、财政、房产、赈灾、司法、气象、学校、邮务等等，计98件，涉及内容十分全面，范围相当广泛。
体例特色：开创性的文献编纂精品
政书又称为“政治报告书”，是记载一个国家或地方典章、制度、风土人情和行政事务的综合性工具书。作为“四书五经”之首的《尚书》，就是最早的政书。
政书与史书、志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其共同之处是内容来源均为权威的官府档案文献，而非民间资料；均有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教化育人及资政借鉴的重要作用。
区别则是内容侧重不同。史书、志书更加全面，记录一朝或一地，涉及范围更广；政书则主要侧重于其中的典章、制度、礼乐、风土和行政事务等部分，是这些内容的分类汇辑，其收录的史料大多为未进行后期加工的原始档案文献。
史书、志书全部为官府修撰，而政书有官府修撰的，也有曾经担任各种官府职务的个人修撰的，比如《尚书》《通志》等。
史书全部以朝代命名，志书全部以地域命名，非常简洁明了；政书则有通典、通考、通志、会典、会要等名称，也有以地方命名或者以编著者命名的。
收录保存蒙城历史上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照片档案，至今仍清晰如昨，留下了彼时蒙城的真实影像；创新运用统计报表的形式，把相同、相近的事物排列、组合在一起，通过数量的对比、发展、变化，反映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进程，用数字和表格记录彼时情况，以有限之篇，述浩繁之事；延请山东测绘学堂毕业的刘治安为专职测绘生，科学绘制城区和全县各行政区划图、挑挖疏浚境内河渠沟等舆图，给后人了解其时期蒙城的城乡区划和水利事业等提供了科学、专业的依据……
《蒙城县政书》实为当时蒙城乃至皖北地区一面时代的镜子，不单给后人了解彼时蒙城的真实情况保存了原始凭据，也给后来治蒙者提供了前车之鉴，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可谓档案文献汇编的精品。
（吴怀玉路振杰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