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白首时，布谷鸟也隔空捎来乡音：清明了，该回家添坟了。
我有两个家，一个在村庄里，一个在田野里。前者叫家，后者叫冢。清明节，父亲絮叨的，我要回去的是后一个家。爷爷奶奶走得早，住得最远，在南湖。大姐早夭，二娘（二伯的妻子）早逝，她娘俩结伴住在葛子老坟地。三娘（三伯的妻子）走十多年了，旁边的空地是留给三伯的。大娘（大伯的妻子）和三娘做起邻居，大娘等了大伯十年，去年冬天，大伯也走了，他们再续前缘，又住到了一起。
他们都在等我回去。或许，我也在等自己回去。他们走了，或多或少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有些我还记得，有些再也不会记起。
周末，我和二哥、四哥一早就从各地往家赶，父亲、三伯等还在等我们。这几年，他们的力气和面容一样衰退得厉害。他们曾说笑的“半截身子入土了”，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清晰，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们先去爷爷奶奶的“家”。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们。上坟、添坟是我和他们所有的交流。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打心底地亲近，哪怕只是一座坟。有一年，我听大人说，麦秸烧过去会变成金条。初一上坟时，我喜滋滋地背一箩筐麦秸，就像他们真有了金山银山。
我和二哥、四哥清理坟上的杂草，添新土。三伯和父亲聊天，他们说的事都太过遥远，远到他们都还是孩子，爷爷奶奶都还年轻。
第二站是二娘和大姐家。二娘温柔贤惠，但新婚不到三年，她就病脱了形，走了。二娘坟头，藤条缠着荆棘，如同她临终前紧攥床单的手，连死亡都未能松开牵念。大姐7岁就帮大娘做家务。10岁那年春，她到池塘洗褯子，失足落水。坟上散乱长着枸杞，二哥怔怔看着，恍如看见大姐溺水时飘浮的长发。
二哥拼命地拽枸杞，手都刺出了血，也没把大姐从那年春天拉出来。父亲说，大姐当初天天洗的褯子，都是二哥尿湿、拉脏的。
最后是三娘和大娘家。一对冤家，终于能心平气和坐下来了。
三娘好面子，坟冢也宽敞、亮堂，一个人住了两个人的地。三娘是患白血病走的，走时只剩下四五十斤。三娘坟上长满萋萋芽，她活着伶牙俐齿、话里带刺，死后脾气也不改。三伯的动作很轻，仿佛在给病榻上的三娘梳头。四哥说，那年他偷她的手镯换糖，被她举着笤帚追三里地。现在，他多想她能抢过他手里的锨，再追他一圈，打他一顿。铁锨铲断草根，汁液迸裂的脆响，真的像她骂人时的嗓门。
三娘刚过六十就走了，太早，四哥偷偷到坟前哭了好几年。
他们说活到八十岁就算赚到了！大娘82岁走的，大伯90岁走的。二哥说都是喜丧，有几个恁长寿的！二姐的眼里还汪着泪水。他们说起大伯，一个外强中干的教书匠！大娘没文化，操持着兄弟和儿孙，大伯从不正眼看她，说话也居高临下。大娘走后，大伯说不想见到大娘。二姐说，每次她来看大伯，他都坐在地头，看大娘的坟。
天空灰暗，雨点淅沥，最深的念想，都住在时间的背阴处。
有梨花瓣飞过麦田，光斑忽明忽暗，像故人未说完的絮语，又像我们正在发芽的暮年。生与死只隔着一场春雨，当坟上的草又绿，当墓碑沁出苔痕，所有思念都成为大地的年轮——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互为倒影，清明也将随布谷鸟的啼鸣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