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彪
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时期无疑最为波澜壮阔。在围绕曹操的众多记载与传说中，存在着一些如同流星般划过夜空的人物和事件，它们短暂地出现，留下一些耐人寻味的片段，随即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引发后人无尽的遐想与探究。其中，曹操那位仅在《曹瞒传》一则轶事中闪亮登场又迅速消失的“叔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曹瞒传》据传是一部由吴国人撰写、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史料笔记。该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曹操少年时代的生动画像。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这则故事描绘了一个年少顽劣的曹操形象：他不务正业，“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俨然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对此，他的一位叔父深感忧虑，屡次向曹操的父亲曹嵩告状，希望曹嵩能严加管教。曹操对这位“饶舌”的叔父，不胜其烦，渐渐心生怨恨，便设计进行报复。某日，曹操在路上偶遇这位叔父，他急中生智，立刻假装中风发作，面部歪斜，口角流涎，甚至浑身抽搐。叔父见状大惊失色，急忙上前询问缘由。曹操艰难地回答说是突然中了“恶风”。
这位“关心”侄子的叔父，赶忙跑去将此事告知曹嵩。曹嵩闻讯大惊，急忙赶来看望儿子。然而，当他见到曹操时，却发现儿子面色如常，言语清晰，并无任何中风迹象。曹嵩疑惑地问道：“你叔父说你刚才中风了，现在怎么突然好了呢？”曹操故作一脸茫然，回答说自己根本没有中风，然后巧妙地将矛头指向叔父：“想必是因为我平日不得叔父喜爱，所以他才故意编造谎言来中伤我吧。”曹嵩听了儿子这番解释，联系眼前曹操的“正常”状态，便对弟弟产生了怀疑。从此以后，无论这位叔父再向曹嵩反映曹操的任何问题，曹嵩都不再相信了。而曹操也因此得以摆脱监管束缚，更加随心所欲地游荡无度，“益得肆意矣”。
这个故事戏剧性地刻画了少年曹操的心计、狡黠，他通过一场巧妙的“表演”，成功地离间了父亲与叔父的关系，化解了来自长辈的约束。然而，故事的生动性并不能完全掩盖其历史疑点。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这位“叔父”的身份，他在正史和其他可靠史料中，似乎从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仿佛只是为了演绎这则“曹操智斗叔父”的故事而临时设置的角色，故事结束，他的使命便告完成，从此在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甚至连一个姓名都未能留下。这不禁让人发问：这位“昙花一现”的叔父，真的存在过吗？
要探究这位叔父的真实性，我们必须回到曹操的家族背景中去考察、寻找线索。我们先来看曹操的祖父曹腾。曹腾是东汉中后期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宦官，与许多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宦官不同，曹腾以其聪明才智、谨慎行事和荐贤举能而著称，在史书中留下了相对正面的形象。他历经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五朝，波诡云谲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屹立多年而不倒，这本身就显示了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尤其是在公元146年，曹腾因参与策划拥立汉桓帝刘志即位，立下大功，被擢升为大长秋（皇后宫中总管），并被封为“费亭侯”，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和食邑。曹腾不仅权势显赫，而且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曹操的父亲曹嵩，作为曹腾的养子，其仕途顺遂，朝中地位异常显赫。他凭借曹腾的影响力和家族财富，一路高升，最终官至太尉。太尉是汉朝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位列三公，是朝廷中权势最顶端的人物之一。虽然史载曹嵩位列三公，有花费巨资买官的嫌疑，《后汉书》记载他“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但这本身也反映了曹氏家族惊人的财力。
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一个疑问自然浮现在读者面前：作为权倾朝野的大长秋、费亭侯曹腾的儿子，以及官至太尉的曹嵩的弟弟，曹操的这位“叔父”，其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政治资源均应相当可观。按照常理，这样的人物，即便不像曹嵩那样身居极品，也应当在历史上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比如担任一定的官职，或富甲一方，或者至少在家族谱系、地方志、碑刻墓志等文献或出土文物中有所记载。
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查遍现存的主要史籍，如《三国志》及其裴松之注、《后汉书》《后汉纪》等，均未发现关于曹操这位叔父的任何记载。即便将目光投向地方文献，如曹氏故里的《亳州志》等，也难觅其踪。更令人费解的是，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关于曹氏家族的信息，在安徽亳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曹氏宗族墓群，出土了包括“曹嵩”“曹鼎”（曹腾兄弟）、“曹褒”（曹腾兄弟）等家族成员名字的数百块文字砖和墓碑，这些丰富的地下文物，为我们构建曹氏家族世系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在这些已经发现的考古证据中，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指向这位“打小报告”的叔父的线索，亳州博物馆整理的《曹氏家族世系》图谱中，也同样阙载此人。
这种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上的“集体沉默”，与曹氏家族当时的显赫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得极不合逻辑，也与常识相悖。一个侯爵的儿子、太尉的兄弟、未来魏武帝的叔父，并且还是一个曾经试图“教育”“关爱”过少年曹操的人物，怎么可能在历史上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姓名都未曾留下？
除了史料阙载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社会习俗，特别是宗法制度和收养惯例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曹腾）养子嵩嗣”。这里的“嗣”字所含信息至关重要，它点明了曹腾收养曹嵩的主要目的是继承自己的爵位、家业和宗祧香火。在中国古代，尤其对于宦官而言，由于自身无法生育，收养子嗣是延续家族传承的唯一途径。基于“传宗接代”的核心目的，宗法原则通常是“有男则止”，即一旦有了一个可以继承香火的男性继承人，一般就不会再收养其他儿子，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继承权纷争。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如果第一个养子不幸夭折或出现其他不宜继承的情况，可能会再次收养。但史料中并无曹嵩早年有恙或曹腾另有收养的记载。那么，曹腾在收养了曹嵩之后，是否还会再收养一个儿子，使得曹操拥有这位“叔父”呢？可能性极低。若真有其事，以曹腾和曹嵩的地位，史书不太可能完全忽略。
退一步讲，即使这位“叔父”并非曹腾的养子，而是曹腾的其他兄弟的儿子，即曹操的堂叔，那么在《曹瞒传》的语境下，直接称“从父”，似乎更符合当时的称谓习惯。
综合以上分析，无论是从史料记载的缺失、考古发现的空白，还是从宗法习俗的常理来看，曹操的这位“饶舌叔父”，真实存在性都非常可疑。他更像是一个文学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一个为了情节需要而设定的代称，而非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个体。
假如这位叔父是虚构的人物，那么《曹瞒传》的作者，为何要煞费苦心地编造这样一个人物和情节呢？其背后的动机值得深入探究。
一是佐证曹操“奸诈天成”。这则故事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为曹操后来“奸雄”的形象提供一个早期的注脚。故事中的少年曹操，面对长辈的批评，非但没有反思己过，反而运用欺骗手段来反制和嫁祸，最终达到了“益得肆意”的目的。这种描绘，恰好迎合了后世对曹操“奸诈”性格的普遍认知，似乎在暗示曹操的“奸”是与生俱来的，是彻头彻尾的“胎里坏”，为他日后种种被视为“奸诈”的行为，找到了“性格根源”。
二是反映了士人群体的“怨愤”。曹操在其政治生涯中，为了巩固权力、推行政策，确实杀害或逼死了一些当时的名士。例如，他处死了孔子的二十世孙、名士孔融；逼死了被视为士人精神领袖之一的荀彧；因猜忌而杀了才华横溢的杨修；间接逼死了同乡的名医华佗。这些行为，无疑极大地触怒了当时的士人阶层。他们出于对同道的惋惜，出于对曹操挑战儒家价值观的不满，或出于政治上的对立，编造一些关于曹操的负面轶事，尤其是丑化他少年时期的品行，成为一种发泄不满、进行道德批判的有效手段。《曹瞒传》本身就带有反曹倾向，收录或编写这类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者是服务“拥刘贬曹”的政治叙事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拥刘贬曹”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这种观念认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继承了汉朝的法统，是“正统”，而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则是“篡逆”。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一切有助于抬高刘备、贬低曹操的叙事都受到了欢迎。将曹操描绘成一个从小就品行不端、玩弄权术的“坏孩子”，自然有助于论证其后来“篡汉”行为的“必然性”，从而巩固蜀汉的“正统”地位。虚构一位“叔父”来反衬曹操的“坏”，实在是小事一桩，巧妙地服务了这一政治需要。
可见，曹操那位仅在《曹瞒传》中昙花一现的“叔父”，其历史真实性极低。他更像是一个为了特定叙事目的而被虚构出来的文学符号。认识到那位“叔父”大概率只是一个虚构的影子，有助于我们剥离层层附着的文化油彩，去尝试触碰那个更加本原、更加真实，也更加复杂的魏武帝曹操。对于那些生动有趣但缺乏佐证的轶事，我们应本着文学欣赏的心态，一笑而过，决不能将其轻易当作信史，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