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彪
自魏晋以降，直至当代，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引人入胜的人物之一。围绕他的评价，呈现出一种多元、发散，乃至尖锐对立的复杂局面。他既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既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又被刻画成奸诈、残暴、多疑的权臣。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反差与持久争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要理解曹操形象的演化和评价的流变，我们必须回溯源头，考察他所处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
追溯对曹操最早的公开评价，我们不能不提到东汉末年极负盛名的名士许劭。许劭与其兄许靖在汝南（今河南汝南）主持的“月旦评”，堪称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人才鉴定机构”与公共舆论中心。他们每月一评，品藻人物，臧否时政，其评语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声望乃至仕途前景，影响力遍及朝野。据《后汉书·许劭传》等史料记载，就是许劭给曹操写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著名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经典评语，凝练地点出了曹操性格中足以应对不同时代环境的复杂特质。这个评价大约发生在公元175年至180年之间，彼时曹操尚不足三十岁，虽已入仕，担任过洛阳北部尉、顿丘令等职，但远未建立起后来的赫赫功业，可以说还处在“羽翼未丰”的阶段。
许劭的评价极具洞察力，也充满辩证色彩。它预示了曹操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和适应乱世的能力。从逻辑上推断，许劭的本意可能更侧重于后者——在即将到来的大乱之世中，曹操将凭借其非凡的才能和权谋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奸雄”一词，在当时语境下，未必全然是贬义，更可能指不循常规、智谋过人、雄霸一方的枭雄式人物。事实上，曹操一生的轨迹，恰恰印证了许劭“乱世”部分的判断，他确实成为终结汉末大分裂、奠定北方统一基础的一代“英雄”或“奸雄”。
然而，这一评价在后世的传播中，却常常被“误读”或“选择性解读”。许多人，特别是受后来“拥刘贬曹”观念影响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治世之能臣”的反面——“奸雄”的负面含义上，以此作为曹操天性奸诈的早期证据。他们忽略了许劭评价的语境前提：“治世”或“清平”之世。事实上，曹操一生都处在东汉板荡、群雄逐鹿的“乱世”之中，他从未有机会在“清平之治世”中展现其“能臣”的一面。他去世（公元220年）后数十年，直到公元265年西晋代魏，公元280年灭吴，中国才勉强恢复了短暂的统一。因此，“治世之能臣”，更像是许劭基于曹操性格特质的一种假设性推断，而非对其现实行为的定性。遗憾的是，这个充满智慧的评价，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简化、扭曲，成为后世攻讦曹操性格阴暗面的一个标签化起点。
尽管许劭给出了并不明确的评价，但在曹操崛起的早期，亦不乏对其才能和未来寄予厚望的慧眼之士。其中，太尉乔玄的评价尤为重要。乔玄是东汉末年位高权重、德高望重的名臣，他初次见到尚名不见经传的曹操时，便“见而异焉”，对其评价极高。据《后汉书·乔玄传》记载，乔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番话不仅点明了天下将乱的趋势，更将平定乱世、安定天下的厚望寄托在年轻的曹操身上。
除了乔玄这样的高层人物，基层官员中也有人能识英雄于微时。曹操因行刺董卓未遂，“变名易姓，间行东归”。途中经过中牟县时，被警惕的亭长怀疑并逮捕，送至县衙。危急关头，县衙里一位身份不高，主管文书、功绩考核的功曹小吏，认出了曹操。在那个告发成风、人人自危的时代，这位功曹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劝说县令释放曹操。他提出的理由是：“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位基层小吏，身处偏僻小县，却有着超越常人的见识和担当，他已经将曹操视为足以影响天下局势的“雄俊”人物，认为在乱世之中不应束缚这样的人才。曹操因此得以脱险，继续他的征程。这个插曲生动地说明，曹操的强大气场、非凡潜质，在当时已能被一些有识之士所察觉，无论其地位高低。
来自民间草根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对曹操早期事业的起步同样至关重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的孝廉卫兹。卫兹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侠义之士，当曹操摆脱董卓控制，辗转来到陈留，意图招募兵马、匡扶汉室时，他拜访了卫兹。两人一见如故，卫兹立刻被曹操的雄心壮志和卓越见识所折服。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卫兹对曹操的判断是：“平天下者，必此人也！”这份判断，不是基于曹操已有的功业或显赫的家世，而是源于对其个人能力和未来潜力的深刻洞察。更难能可贵的是，卫兹不仅给予口头赞誉，更立即付诸实际行动。他“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倾尽家产，资助曹操募集军队。正是依靠卫兹和其他陈留豪杰的资助，曹操才组建起了他最初的五千人队伍，为日后的征战奠定了基础。卫兹本人也从此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直至战死沙场。
有赞誉自然也有诋毁，而最为恶毒，也最具传播力的负面评价，往往来自政敌。官渡之战前夕，袁绍的谋士陈琳奉命撰写了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这篇檄文，堪称古代政治骂战的“典范”，其用词之狠毒，攻击之全面，可谓“毒言入骨”。诸如“赘阉遗丑”“乞丐携养”“汉贼”等极具侮辱性的标签，就此被创造出来。虽然这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刻意罗织罪名的诽谤之词。后来陈琳被俘，曹操责问他为何辱及父祖，陈琳谢罪说“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当面承认了其言不由衷。但这些标签因其高度概括性、煽动性和易于传播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与纯粹的政敌相比，来自主要竞争对手的评价，往往更能反映出一种敬畏交织的复杂心态，也更能揭示曹操某些真实的特质。
江东的孙权，与曹操争斗多年，既有赤壁之战的胜利，也有濡须口对峙的胶着。他对曹操的评价就颇为值得玩味。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记载，孙权曾评论曹操：“其唯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孙权一方面批评曹操用兵有时“杀伐过差”，有些残暴；手段如“离间骨肉”有时过于冷酷，这些反映了曹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曹操在驾驭将领、凝聚人才方面的卓越能力，“御将自古少有”，这一点连作为对手的孙权都深感钦佩。这种评价，既指出了曹操的缺点，也肯定了他的长处，相对更为客观。
另一位主要对手刘备，与曹操的关系更为复杂，早年曾依附曹操，后又分道扬镳，成为终生之敌。著名的“煮酒论英雄”典故中，曹操直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点破了刘备的雄心。虽然刘备当时故作惊慌，以示韬晦，但在其他场合，他对曹操的军事才能是承认的。例如，他曾对谋士评价说“曹公多谋，善用兵”，这既是提醒自己包括部下，要小心应对，也是对曹操军事能力的客观评估。
在众多同时代人的评价中，距离三国时期最近、立场相对客观的史学家陈寿的评价，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陈寿曾在蜀汉为官，蜀亡后入晋，后奉命撰写《三国志》。他在《魏书·武帝纪》的评语中，对曹操给予了高度评价：“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考虑到陈寿的蜀汉背景，他在以曹魏为正统的《三国志》中能给予曹操如此高的评价，更显得其立场的相对公允和客观。
纵观曹操一生，其最为突出的行为特点或许就是“实事求是”的行事风格。这里的“实事求是”，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是指他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目标导向思维。这种性格特质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用人上，他提出“唯才是举”，打破了汉代以来以德行、门第取士的惯例，广纳天下英才；在军事上，他兵法娴熟，变化多端，不拘一格；在政治上，他推行屯田、抑制豪强，注重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上，他崇尚简朴，不好华饰。这种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敢作敢为的风格，使他能够迅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伟业。
然而，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敢作敢为”，使他的许多行为在注重名教礼法的士人眼中显得“离经叛道”，甚至“残忍无情”。例如，他“奉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他为扫清障碍而诛杀孔融、杨修等人被视为“嫉贤妒能”；他的一些军事行动，如征讨徐州时的杀戮，被视为“残暴不仁”。他的“实事求是”在成就其伟业的同时，也必然会触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神经，引发各种非议和指责。
曹操所处时代对其评价的多元性和争议性，成为后世评价纷争不休的源头活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受“正统”观念和理学思想的影响，“拥刘贬曹”逐渐成为主流。明清两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需要，官方意识形态进一步强化了对曹操的负面定位。
而通俗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诞生和广泛流传，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以刘备为仁君的代表，将曹操成功塑造成了一个集奸诈、多疑、残暴于一身的白脸“奸雄”文学形象。这个形象借助评书、戏曲（尤其是京剧脸谱的定型）等受大众喜闻。
久而久之，曹操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成为一个“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复杂文化符号。人们谈论的，可能更多是那个被后世文化不断涂抹、改造过的曹操，而非那个在东汉末年乱世中挣扎、奋起、统一北方的曹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