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民
父亲的命和“水”拴在了一起
天气到底还是冷了。带着对老家的惦念，我又回到了这座院子。门前那棵老榆树，叶子已落了大半，剩下光秃秃的枝丫，静静伸向灰白的天，像我此刻探向往事的手——空落落的，又沉甸甸的。
三年前的冬月，父亲走了。下午一点五十三分——这个时刻从此长进了我骨血里，像一根拔不出的刺，平时不觉，每逢风起夜深、年节将至，便隐隐地疼。堂屋条案上，父亲的照片端正摆着。他银发梳得整齐，嘴角仍留着那抹常见的、温和的笑意，目光平静地望着前面，仿佛还在望着这个他操劳一辈子、也牵挂一辈子的家，望着他总放心不下、又疼到心底的儿女。
说起父亲的一生，自然地就想起乡亲们送的那副挽联：“兴水利踔厉奋发五十年，功在河渠泽被桑梓；齐家业含辛茹苦八十载，恩育子孙德昭乡邻。”三十六个字，卷得起他的一生，却怎卷得下八十多年的风雨，和他土地一般厚实、渠水一般清澈的深情？“兴水利”这三个字，于我们全家来说，早已超出一份事业——它是父亲为我们开凿的、贯穿生命的源头活水。
父亲是从苦日子里长出来的，却始终向着光。
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父亲出生在炮声隐约、饥荒蔓延的年月。家境平常，太爷是位中医，幸得族里一位教书的长辈怜他肯学，领他进了学堂。十六岁时，父亲的命就和“水”拴在了一起，再没分开。
一九五四年春，新中国阳光初照家乡，他成了一名基层水利员。那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描图画线的活儿，是要真刀真枪、跟天抢时辰、跟地争活路的差事。听老人讲，他常是一身泥水，可那件工作服，领口总扣得严严实实；裤腿糊满黄泥，挽起的高度却像有个尺度。他站在民工堆里说话，或蹲在渠边比画，腰杆总是挺直的，自有股让人服气的静气。
数九寒天，正是冬修水利的时节。河道结了薄冰，他领着人跳进齐腰的冷水里挖龙沟、清淤泥。北风像刀子，他的手冻得通红，裂口渗着血丝，可铁锹一下一下，落得稳稳的，从没听他叫过苦。三伏盛夏，田里渴得冒烟。他或在闷热的泵房值守，或沿着渠埂一遍遍查看，看水流得畅不畅，哪该堵，哪该疏。
父亲常说：“水是田的命，渠是水的路。把路修直、修牢靠，水才能流到该去的地方，庄稼才能活，人心才能安。”这话说得朴素，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如今想来，他何尝不是在为我们修一条人生的路？他一生开渠引水，那汩汩清流，不仅浇灌了万亩农田，更悄然汇成我们家族品格的源头。
我们长大了，父亲老了
爷爷奶奶走得早，父亲是长子，早早把“齐家”的担子扛上肩。他要拉扯我们姊妹七个，还要照应三个没成家的弟弟妹妹，帮他们立起门户。
早年日子紧，记忆都是褪了色的粗布衣裳。他对自己，“吝啬”到了家：一件工作服补丁叠补丁，穿前总要细细抚平；一双胶鞋补了又补，却总是刷得干干净净；一件上级发的毛呢大衣，他舍不得穿，让我们兄弟轮着穿。吃饭快，好菜尽着我们，他自己就着咸菜、酱豆，把碗刮得见底。
我们习惯了他的付出，竟把那份深沉的父爱，看作天地间最理所当然的事。直到他永远合上眼，我才猛地惊醒：那些本该在堂前细语的时光，那些本该握着他粗糙的手说声“歇歇吧”的时刻，早已被岁月冲得所剩无几，只剩下一腔无处安放的悔，哽在喉头。
父亲对自己苛刻，对知识、对我们的学习，却舍得下力气。不管白天多累，晚上煤油灯下，总有他盯着我们功课的影子。我们姊妹在学校念书，他常去和老师沟通；后来我到城里上高中，离家五十多里，那时城乡还没通公共汽车，他总是骑辆旧自行车给我送钱送物，自己连顿饭也舍不得在城里吃，送完便骑车回去。父亲上学时间不长，道理却讲得透：“我修的是地上的渠，要直，要牢。你们要修的，是心里的渠，是通往本事、通往道理的路。这路，得更直，得更牢。”
父亲给我们姊妹七个起名——民、强、国、富、勤、玲、秀。这寄托着他全部的心愿与情怀。我是长子，叫“民”，他要我记得：根在土里，本就是老百姓。将来无论走到哪儿，心里都要装着平常人，行事要端正。无论我走上什么工作岗位，每每想起这个名字时，才真正掂出它的分量。它不仅是期望，更是父亲用一生践行的信条，是他注入我生命的、关于“本源”的活水。
我们长大了，父亲老了，可骨子里那点“正”，倒越发温润、光亮。
饮此水而生，也当以此水滋养他人
退休后，村里人敬重父亲，又把他“请”了回去。规划农田、修路架桥，他戴着老花镜看图纸，一条一条说得明白；红白喜事，他是不请自到的“总管”，事事安排得妥帖；邻里纠纷，还是习惯找他评理。他慢慢说、耐心听，那副和蔼又公道的样子，让再拧巴的心也能松开。
日子好过了，我们总想让父亲享享福。买新衣新鞋，他总收在箱底，“旧的合身，自在”。接他进城，他放下东西，看看孙儿，就说“家里鸡鸭要喂”“地里还有活干”，不肯多留。他唯一的享受，是夕阳里坐在那张旧竹椅上，翻看孙儿们的照片，听他们得了什么奖、到哪儿念书、工作又有什么新气象。
可那样的时光，终究太少。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被自己的“忙”困住。电话里的问候总是简短，回家的时间总是匆忙。他从不抱怨，每次都说“工作要紧，我身体没事”。我们就真的信了，信他身子硬朗，信那盏为我们亮了一辈子的灯，永远不会油尽灯枯。直到他倒下，送进重症监护室，我们才恍然惊觉，那个曾在冬日跳进冰水挖沟的父亲，真的老了。
二〇二二年冬天，父亲静静地走了。
当时疫情正紧，我们商量后事从简，不惊动外人。但出殡那天，仍有很多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乡亲，远远地默默地跟着，送他最后一程。
我跪在灵旁，泪流不止。那一刻忽然懂了：父亲这一生，没求过功名和财帛，只认认真真干活，堂堂正正做人，宽宽厚厚待人。他像一道最普通的土渠，静静卧在土地上，浇灌庄稼，也滋润人心。
此刻，我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又一次泪流满面，父亲的眼神还是那样温和、慈祥、干净、端正，穿过玻璃，穿过三年的光阴，静静望着我。那目光里没有责备，只有一如既往的疼爱。可正是这疼爱，让我的愧疚愈发深重。
我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孩子，如今散在北京、上海、合肥、长沙、海口、亳州和国外……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续着他的血脉，也照着他从泥土里、从渠水中得来的道理——认真做事，公道待人，端正立身。父亲留下的，不是遗产，而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那水里，流动着他的坚韧、他的实干、他的公正、他的奉献。我们饮此水而生，也当以此水滋养他人。
窗外，远处田野上，父亲当年参与开掘的干渠和支渠，像一道道银灰色的刻痕，印在大地上。它们沉默着，却笔直如矢，藏着无穷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