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家，是医德高尚、医术高超大家的代表和楷模。‘华佗再世’既是人们对后世行为端庄、医术精湛医家的赞誉之词，更是人们对造就理想道德和高超医术医家们的渴求和期盼。”近日，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荣誉副会长温长路表示。
温长路是作家、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科协全国首席中医药科学传播专家，并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荣誉副会长。
近日，温长路在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华佗医学分会2024年学术年会上作了关于《华佗的医学成就及研究思考》的专题报告，并写下了“汉医双璧华与张，救世利民功德长，仲景名高当尊圣，谯旉术精应封王”的观点，指出华佗应尊称“医王”，其观点一经发布便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正确认识华佗医学成就
“很多人对华佗的崇拜，早已超出医学的围城，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今，在华佗故里亳州，学习华佗精神、研究华佗学术、发展华佗产业，更是历史使命和文化传承的主题。”温长路说，华佗是与张仲景齐名的“汉医双璧”“大医硕儒”。他们的学术成就彪炳史册，在历史上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后世的研究出现了“仲景独尊”和华佗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是带有局限性的和欠全面的，是学术传承中的失真。正确认识华佗的实践丰碑、理论建树、医德风范，是实现中医传承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不能用人为形成的惯性思维和某些凝固了的偏见去认识华佗。
温长路认为，注重实践，是中医学突出的特质之一，也体现在华佗的行医生涯中。史料中记载的有关华佗的医学成就中，首推他对麻醉术的发明和外科手术的创新，是华佗对中国医学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因此世有“麻醉先师”“外科鼻祖”的称谓。实际上，华佗的学术成就绝非这些。
关于积极的健身学说，华佗“晓养性之术”，提倡“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的养生观，创造出五禽之戏，“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饮食”。他的这一运动学说，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我国健身运动影响深远，至今还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且广泛传播到海外，对世界运动医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华佗提出的科学的诊疗思想，既继承先学，重视以辨病、辨机为基础的诊疗思路，又活学活用，把五脏、八纲、脏腑、经络、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融为一体，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作为中医学活的灵魂。如诊县吏严世之病，以脏腑决死生，谓“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诊府吏二李之疾，以辨证定治法，二人虽“头痛身热，所苦正同”，却采用了“寻外实当下之，延内实当发汗”的不同治法。
华佗的精辟的预判思维，不仅能迅速确定精准的治疗方法，而且能准确提出对疾病发展趋势的预判。他对中医的四诊疗法至精至熟，对脉学的发微、望诊的应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诊脉定死生，“脉之候，其验若神”：甘陵相夫人病，切脉即判知“胎已死矣”；广陵太守陈登病，切脉即确定“胃中有虫数升”。其望诊的娴熟程度令人叫绝：视监渎严昕面，即告知“有急病”；视军吏梅平病，即宣判“五日卒”。
还有华佗独到的特色疗法，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还把食疗、物理疗法、心理疗法、精神疗法应用得得心应手。治东阳陈叔山小男之下利羸困疾，“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治太祖头风，以“针鬲，随手而差”；治路人咽塞，用“蒜齑大酢”；治虿螫人手，“温汤近热，渍手其中”；治郡守心病，令瞋恚而吐血。
华佗精湛的手术技艺更广泛为人熟知，文献中记载的包括他“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断肠湔洗，缝腹膏摩”等。范围既有普通的外科手术，也有精细的内脏手术。如为一士大夫做腹部手术，“佗遂下手，所患寻差”；为一病人治脾疾，破腹施术。他还提倡外用手术与内服药物密切结合的方法，术后给患者“饮之以药，百日平复”，一切围绕患者的利益、立足于疾病的需求。
温长路说，华佗的理论建树，反映在他一生的丰富著述中，他对中医的研究，“从生理、病理、本草、方剂到临床各科均有所阐发，并有独到之见解。”遗憾的是，当时的战乱使“文籍焚靡，千不遗一”，华佗的著作也未能幸免。加之《三国志·华佗传》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的描述，以致使古今不少学者造成华佗亲撰之书无存的误解或误判。实际上，华佗的许多著作还是通过多种渠道被保存和流传了下来。虽不能肯定这些著述是否为华佗遗著，但其中起码是包含有“华佗遗意”的。
温长路认为，纵观各家之见，可以把对华佗著作存废的情况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历史文献记载有书名及其相关内容，但后世无法得见其全貌的；二是其著被人传承，零散可见的，被后世医家著述中部分保存下来的；三是虽不能肯定是其原著却可以确定存有其意，被后世相当多学者认可并应用有效的；四是名同实异，张冠李戴的，即虽冠以“华佗”之名，但被普遍公认为伪托之作的。这第四类著作自不必说，而前三类著作中或可确定为华佗之作，或虽有争议，但其反映出的学术思想与华佗及其整体中医学的主旨并不相违，甚至对中医学的传承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不但不能轻言放弃，而且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
高尚的医德，是华佗被后世敬重和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温长路认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可以把华佗的医德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济世救厄，服务民众；尚仁贵德，不慕权势；刻苦进取，谦虚好学；钻研技艺，创新学术；坦诚待患，方便病人；授业解惑，无私奉献。这些思想所具有的流动和包容性品质，通过后人感悟中的尽情领受和不断发挥，在仁智各具中显现出殊途同归的价值，最终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格魅力，使华佗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镜鉴和偶像，其蕴含的教化、感召、启迪、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至今对我国的医德医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传承发展华佗思想学术
抓好中医药文化建设、讲好中医故事，让更多的人懂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是传承和振兴中医的重要举措和突破口。
温长路说，今天，我们纪念华佗、研究华佗的学术，就是要从华佗现象中体验中医学的伟大和魅力，体验人民性、实践性、社会性、文化性共同造就的中医学的科学本质和体系，体验中医学在不断创造中渐变、在不停演变中升华的科学理念和精髓。并且在历史的反思中冷静面对自我，面对那些企图割断历史、忘祖废典、否定中医的不和谐噪音，以放眼未来，振奋精神，开拓进取，自主创新，尽快实现中医学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
温长路说，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纪晓岚说过“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而被公认为“正史”的《后汉书》《三国志》两书都收有华佗传记，且详载其事，备述其方，罗列病案，不厌述评，而被后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却未书一笔，足见华佗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高、影响之深远是在仲景之上的。
奇怪的是，后世在对华佗的研究上出现了怪圈，与对张仲景的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华佗热在社会上而冷在中医圈，更多的是人们作为故事传说中的“神医”而在医界则“虚多实少”，淡为一般意义上的古代名医。后人对张仲景的研究不断升温，而对华佗的研究，无论是历史维度、文化高度、学术深度、人物尺度均与张仲景不在同一个档次，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温长路认为，当前，华佗的学术研究缺乏准确的定位。仲景是辨证论治的大师，代表作是《伤寒杂病论》，亮点是“经方”；而华佗缺乏统一的学术定位、缺少后世达成共识的代表性著作和被广泛传播、应用的处方或技巧。因而成就虽大却看不清高度，著述虽多却淹没了精华，医术虽精却找不到抓手。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就人说人、就事说事、就医说医、就案说案的自流、随意化状态，缺少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
华佗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动乱、战争频仍、灾荒不断、生活窘迫、疾病高发的复杂背景，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医学家，他把自己的医学方向一是定位于服务困苦生活状态下的“平民医学”，用的是药简价廉、见效迅速、容易推广的“统治方”，惟民是用，干的是“全科医生”的活；二是服务于战事的战伤医学，救死扶伤、解救危亡，在救人的实践中带来了他在外科手术、麻醉术等相关领域的新突破。这应当是华佗学术特点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为他准确定位的着眼点和切入点。
鉴于此，华佗的医学立论是多元素体系下的辨治思想，即既有被长期实践和研究证实、被传统思维和受众接受的辨病论治或辨机论治，又有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生活条件、不同体质表现出不同征象的辨证施治。因此，给华佗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把传统的辨病施治思想与精细化的辨证施治思想融为一体，推动中医学诊疗方法走向多元化的先驱，与张仲景偏重急性病治疗的六经辨证思想互为影响、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完整的中医学诊疗体系，推动了中医学的全面进步。如果把华佗的著述、病案纳入到这样的提纲下去总结、升华，自然就有了不一样的高度。
温长路说，当前，对华佗精神缺乏准确的概括和强有力的宣传。古人认为，听曲有“弦外音，味外旨”，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处，要“读有字书，却要识无字理”，“从其一面悟出三面，从其所当然悟出其所以然”。研究华佗的学问既要把立足点定在书中，也要把着眼点放于书外，钻进书中去求知是本能，跳到书外去领悟是灵性。这种认识论上的碰撞和融合，才是全面、恰当认识华佗的路径。
“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不能缺少华佗的思想和学术。”最后，温长路也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台高端、长远的华佗研究规划和目标，完成华佗社会形象和医学形象的整体设计，组织力量完成《华佗研究集成》的增版，在亳州建设一座集文化展示、中医药服务、中草药种植、青少年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基地；华佗文化节，要成为亳州药交会的主体构成，逐渐成为当地乃至全省、全国的一个文化品牌，在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记者 赵琳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