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诚
作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形象深入人心。她的故事跨越时空，成为无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素材。然而，这位传奇女性的生活年代却笼罩在迷雾之中，历史上对她的归属有着汉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等不同的推测。尽管在历代亳州旧志中，木兰被尊为乡贤，但由于其事迹的模糊不清，她的影响力并未能与曹操、华佗等历史名人相提并论。事实上，关于木兰传说的原始文献极为有限，仅北宋时期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木兰诗》为我们提供了四百字的珍贵记载，而后续关于木兰的文献，则大多是后人的文学演绎和艺术加工。为了揭开木兰传说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木兰诗》的传抄历程、创作背景、语言风格和文学象征，这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视角。
《木兰诗》的文本分析
现存最早收录《木兰诗》的作品为北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据郭氏所述，《木兰诗》乃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然而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均不详。此诗作为一首民歌，被郭茂倩归入《鼓角横吹曲》之中。所谓横吹，郭氏解释为“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即用来在军中奏响、鼓舞士气，适宜马上演奏的歌曲。与《木兰诗》同属此系列者，尚有《琅琊王》《紫骝马》《钜鹿公主》《慕容垂》等三十六曲，它们共同展现了刚健尚武的英雄气概与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自北宋以来，无数文人学者纷纷对《木兰诗》的创作年代展开深入探讨，并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这些努力虽推动了木兰故事的广泛流传，但也使得木兰的形象逐渐变得混乱与模糊。关于其创作年代，现行的汉代说、隋唐说与南北朝说均为古人所提，而南北朝说因种种证据而相对更具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木兰的讨论热度空前，其中许可、赵从仁、唐长孺等学者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有学者提出，木兰诗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是因为“木兰”本身即为姓氏，与鲜卑族的“穆兰”姓相通。许可深入剖析了《木兰诗》中的战争场景，指出木兰从“黑山头”至“燕山”抗击胡人的描写，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赵从仁则通过对诗中多次出现的“可汗”称谓的考查，提出这一称谓最早明确见于北魏时期的柔然部落。然而，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柔然之前，鲜卑人便已将首领尊称为可汗。胡三省在注释中明确指出：“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北魏入主中原后，虽在汉地称皇帝，但在鲜卑族内部，可汗的自称依然存在。嘎仙洞发现的拓跋焘祭祖文中，先祖被尊称为“可寒”，即“可汗”的通称。还有一个力证，郭茂倩在诠释“横吹”时，认为“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作为现存《木兰诗》最早的编者，郭茂倩亦倾向于认为《木兰诗》初创于北魏时期，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
1986年，唐长孺通过深入剖析文本、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详细论证了《木兰诗》的形成过程，并得出其最终创作年代应为唐代的结论。他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昨夜见军帖”中的“军帖”，是北朝至唐代时期常见的文书称谓，尤其用于府兵制下的军令传达。当时军户需世代服兵役，无需交纳赋税，且自备战具。军户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军职，甚至可指定家族成员替代出征。例如，吐鲁番文书中便出土了众多以“帖”为名的征兵文书。杜甫亦有诗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进一步印证了军帖作为征兵文书的普遍性。其次，“大点兵”这一表述在唐代尤为常见。唐代府兵制规定，男子年满十八必须接受“简点入军”的选拔。杜甫诗中“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便是对此现象的生动描绘。再者，“策勋十二转”反映了唐代特有的勋位制度。相较于隋及北周时期仅有十一级的勋位，唐代因对外战争频繁，勋位滥授，故在唐初便制定了十二等的勋位制度。最后，“出门看火伴”亦体现了唐代军制的特色。《新唐书》中记载府兵制时提到：“十人为火，火有长。”火伴作为共同起火造饭的生活组织，其成员间关系紧密，故可称战友为“火伴”。综上所述，尽管上述词语并非唐代独创，但它们却是唐代社会中的普遍用语。
《木兰诗》的原型初创于北魏，经历了唐人的改写与润色，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结论。从文本分析上，也能得到印证。在诗篇开头，“爷娘”“阿爷”等称谓的使用，反映了南北朝至唐代对父亲的普遍称呼，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在篇尾，“贴花黄”这一化妆手法，也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女子常见的装饰方式，女子将额头涂成黄色或以黄色纸花等物粘贴于面部，这是当时的民间风尚。全诗以五言诗为主，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等句，既展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坚毅决心，又描绘了战争场面的艰苦与残酷。同时，诗中大量运用地理概念，增加了诗歌的雄浑之气，与汉魏诗歌的风格颇为相近。例如，曹操的《蒿里行》中“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以及汉魏时期佚名诗中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等句，都展现了类似朴实辽阔的表达方式。明代文学家胡应麟评价《木兰诗》“上逼汉魏”。清代文学家沈德潜也在评价道：“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北音竞奏，钲铙铿锵……《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北齐《勅勒歌》亦复相似。”这种质朴风格的民歌大量出现在北朝时期，多有北方胡化语音。
相较于探究《木兰诗》的传抄年代、创作背景与遣词习惯，从史学角度对其文学意象进行解读，仍有一些深化空间。文学作品并非纯粹想象的产物，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识。在此，笔者尝试对《木兰诗》的文学意象进行史学解析，以期揭示其深层的历史内涵。诗篇伊始，木兰当户纺织，感伤叹息的画面跃然纸上。这一细节展示了汉化家庭女性的常见生活场景。随后，木兰与父母之间的交流，透露出家中无其他适合出征男丁的无奈，进而引出木兰替父出征的英勇决定。这一情节不仅揭示了木兰家庭的主要成员构成，也展现了她的孝顺与勇敢。紧接着，木兰到东西南北四市购买军事装备，这一细节展现了她的独立与盘算。她要为自己准备军事装备，这是府兵制下军户的常见现象。“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暗示了木兰家距离黄河的路程是马行半日的路程，还表现了木兰从军的坚强，没有生离死别的意迟迟，而是一往无前的奔赴王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战场的艰苦与残酷，同时也展示了木兰的骁勇善战。她在战争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最终凯旋。“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功成名就，辞谢封赏，回归故乡。这一情节不仅表现了木兰的淡泊名利，也体现了她对家庭的深深眷恋。全诗至此，一个雄浑英武、朴实坚强的木兰形象已经栩栩如生，这最为符合《木兰诗》本为军歌的调性。相比之下，最后一个部分有些奇怪，反倒冲淡了前文的英气逼人。除了爷娘迎接木兰返乡，还出现了“理红妆”的姐姐与杀猪羊的小弟。木兰脱掉战袍，穿上女装，恢复了女儿身。出门之后，伙伴惊慌，惊讶地发现木兰竟是女郎。并以双兔竞走，难辨男女为结尾。这里描写了木兰回归家庭，并强调了女扮男装，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在木兰故事的传播中，女扮男装甚至压倒了替父从军的影响。
掩盖性别、女扮男装这一设定，成了后世文人深究的难题。后人理解不了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交融，接受不了北朝男女皆可当兵，更不理解胡人的开放颟顸。然而，在南北朝那个特殊的时代，女性从军从政却是司空见惯。鲜卑等民族残存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女性大量参与政治与军事活动。除了频繁掌权的北朝太后与女主，善战的女战士、女将军也屡见不鲜。北魏名将杨大眼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常常与之并驾齐驱，指挥作战，冲锋陷阵，时人称之为“潘将军”。前秦苻登妻毛氏擅长骑射，曾经亲自率领精锐与姚苌作战，“杀伤甚众”。张茂的妻子陆氏，曾经率领部曲为先登作战。荀崧女荀灌在父亲被围困时，曾经率众突围，带领援军援救父亲。广平大族李波妹李氏“左射右射必叠双”，勇武强悍令人侧目。直到隋唐易代之时，女性在军事领域的活跃依然可见。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组建“娘子军”，帮助父兄夺取天下，成为一时佳话。南朝颜之推到了北方后，也认为胡化的北方的风俗迥异汉化的南方，“专以妇人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这主要是因为战乱频繁、人口稀少，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存，男女都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因此，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木兰，这位传说中的女英雄，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她的经历与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杰出女性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女着男装在南北朝至隋唐蔚然成风。男女服装的界限变得模糊，女子同样可以身着戎装，穿靴戴帽，而男子亦可以尝试女子的服饰。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唐代，太平公主曾以戎装面见唐高宗，而高宗也没有惊讶与责备。在唐代画作《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不施浓妆，穿着男装，趾高气扬地走在队列最前面。时人称之为“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木兰诗》中花了大量篇幅写木兰购买装备，却对木兰的变装只字未提，说明木兰在离家之前便已经精通骑射，木兰可能不是女扮男装，只是女扮戎装而已。她无需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便能够像其他男性一样参军报国。这也符合朝廷号召百姓为国效力，无论是否有男丁的初衷。然而，这些现象在后世强调男女大防的社会中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人的不断改写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