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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认为虽然前代亳州民风有淳朴之名，但已经变得好勇斗狠、圆滑冒险，尤其表现在热衷赌博投机，负气斗殴。可见亳州难治、民风彪悍，难以治理，已经成了清代地方官的心头大患。
除了地方志史料，现存的清代档案也印证了以上认识。雍正十一年，两江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陈述了升亳州为府的观点：“惟是亳州一带地方，其设官之处尚有应调剂措置者。其地插入河南，在两省界缝之间，去江宁、安庆督抚驻扎之处皆有千里，即其本管之凤阳道亦相距五百里。境当南北水陆之冲，行贩辐辏，人众庞杂，盗案、窃案极多，地棍衙蠹亦众，民间积习好斗健讼。私枭曾经犯案，尤须加意整顿。”高其倬认为亳州地当要冲，商业发达，民风彪悍，案件多发，应该设府管理。
雍正年间，分定全国州县为冲﹑繁﹑疲﹑难四类，以便选用官吏。交通要道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县的等第高，字数就多，反之，字数就少。冲、繁、疲、难四字俱全的县称为最要或要缺，一字或无字的县称为简缺，三字（有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三种）为要缺。据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记载，亳州占了“冲繁难”三项。
结合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来看，亳州相关档案约2400条，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刑事卷宗。以乾隆朝为断，刑事案件数量超过了同为散州的宿州与寿州。不少案件也反映出了亳州人好勇负气的民风。如道光九年《题为审理亳州客民孟欣焕因饮醉滋事扎伤佟选身死一案》、道光九年《题为审理亳州民王咏欣因斥醉卧门首殴伤葛破身死一案》、道光十年《题为审理亳州民孙华堂因被醉酒辱骂争闹扎伤王拉越日身死案》等。
清咸丰以后，亳州成为太平天国与捻军运动的策源地。张乐行、张宗禹与苗沛霖等横行一时，居则为民，出则为军，流动作战，清廷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得以平息。为了方便镇压当地民变，清廷从亳州与蒙城等地中割出一部分土地设立涡阳县，治所就在原属亳州的雉河集。虽然文进士不兴，但武进士屡屡中举，清代产生了十位武进士，清前期有颜光旿、李成邦，至晚清又有姜桂题、马玉昆、蒋东才与李承先等显赫武官。
总结来看，负气敢讼、习武好斗、不乐读书是清代亳州民风的又一特点。从现存的亳州民间方言俗语来看，也带有类似的意味。如“隔山不打鸟，隔人不说话”“该着三枪死，躲不过一把叉”“人不在人眼下，树不在树底下”“有客招呼客，没客招呼自己”“有个疮想摸摸，有个病想说说”等等。
从清代亳州地方官的事迹来看，移风易俗是典型的施政手段。清代亳州增设柳湖书院，修葺学宫、汤陵、名宦祠与乡贤祠，大搞列女旌表，都有改变民风的政治诉求。州例贡杨继祖说：“窃惟国家之所以治安，视乎风俗；风俗之所以长厚，视乎人心；人心之所以醇良，视乎教养。”怀宁潘瑛则云：“所以显微阐幽，励风俗而启后人，守土者之职也。”这种努力在有清一代具有延续性，但成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