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之下，民风是与民俗相对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区域居民的群体性格与行为方式。《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班固认为风为本，俗为末，民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民俗则是社会上的普遍习惯。
古人非常看重风俗的价值，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 地理志》等史籍往往都有风俗的记载，以期后人参考施政。亳州的建置区划形成于北周之后，至唐代以后稳定下来，故而对当地民风的记载往往混同在其他地区之中。明清以降，亳州屡有修撰地方志，乾隆五年《亳州志》首设风俗目，乾隆三十九年、道光五年与光绪二十年《亳州志》沿袭这一设置，这是记载亳州民风的主要史料。清代方志极言亳州民风淳朴厚重，这种表述也被当代亳州文化作品所沿用。然而仔细对照清代史料，即使在旧志之中，也能发现这种观点与史实存在差异。一是将民风与士风混同，以乡土感情、文化共同体代替历史真实；二是使用单一史料，缺少考证研究。笔者认为，探讨历史上的民风，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仅要看历史记载，还要看其地其人，分析风俗变脸背后的历史面相。
淳朴厚重的诗书之乡
陈陈相因、摘抄改易是明清地方志编修的重要特点之一。有两条被古今引用较多的文献言说亳州民风厚重淳朴。其一为乾隆五年《亳州志》载：“《唐志》云：仁厚之俗，勤农事，恶衣服，人皆忠义，本于张巡、许远之表率。”编者华度等认为亳州人仁厚忠义，勤于农耕，不喜虚饰，是儒家笔下的老实本分之人。然而对照《新唐书》《旧唐书》来看，并没有类似记载。反倒是南宋《方舆胜览》载睢阳郡民风为“忠义之风，仁厚之俗，勤农事，恶衣服”。睢阳即今商丘，辖境与亳州相近，北宋为南京应天府，地位显赫。且不论《方舆胜览》记载的得失，这段文字显然是清代亳州文人的借用附会。其二为《异闻集》所载：“人性质朴，性务农桑，今则工商交作，词讼简少，视昔为盛也。”同样认为亳州民风淳朴，虽然在唐代工商业有所发展，但民间斗讼不兴，也是一幅王化勃兴的图景。《异闻集》是唐代的一部小说集，据前人考证，其中混入了一些宋代的作品。翻阅全书也找不到这段内容，反倒是在嘉靖《亳州志》与成化《中都志》有类似记载。乾隆五年《地方志》应是传抄失误。以上记载又被乾隆《江南通志》与光绪《安徽通志》抄录。唐宋与清相距数百年，民风与清代能完全相同吗？
然而，清代亳州地方志却基本沿袭了这种表述。如笔者点校的两部志书中，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载：“亳人秉性质直，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士大夫多慕高节奇行，女子雅慕节义，殉夫者接踵，人物、列女传中可征大概，而于古礼则合离参半。”进一步发展了前志的表述，认为亳州民风重于礼文，士大夫与妇女都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道光五年《亳州志》则在基础上增加了《风土记》云：“尚气安愚”。然而如果以我们所熟知的西晋周处《风土记》来看，全文残存不过百余字，仅叙述了越地与蜀地的风俗，这段记载似乎也是无稽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献往往混同民风与士风。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载：“士风素称淳朴，上者负气谊、重门第，次亦束修自好、笔耕墨耘，鲜所谓武断豪夺者。惟少年习武，技勇相角，裘马相矜，既耗资财，不无好胜之习。”士风好文自然有人物纪传与艺文支撑，但这与民风显然无法等而划之。
在清代亳州籍文人的笔下，在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与列女志中，列举了不计其数的宦业、忠义、孝友、儒林、文苑、懿行、义行、隐逸与艺术之人。然而，清代二百多年间，文官不过知州之级，儒生中式者仅有十八举人，贡生刚过二百之数，与文教兴盛的江淮各州差距较大，进士数量也少于唐、宋与明三代。
相比之下，儒家规训下的列女要多于儒士群体。以光绪《亳州志》为例，有烈妇329人，这一类是自尽殉夫、守节的已婚女性。有贞女57人，这一类是未婚夫早死，未婚守贞的未婚女性。有烈女52人，这一类是以死守节的未婚女性。有孝妇52人，这一类是孝顺父母、割肉奉亲的已婚女性。有贤妇49人，这一类是抚孤尊老、和睦家庭的已婚女性。总的来说，自尽的亳州女性占到了列女志的70%。
好勇负气的难治之地
相较于清代地方志风俗目中精心设计的儒教叙事，时人对民风的另一种观感并不少见，即使是地方志中。康熙年间，朱之琏赴任亳州，有朋友劝告他说：“亳乃江南繁剧区，其俗犷悍，多奸猾，险健好讼，轻文事，非建阳、忠州比也，子其慎诸。”有人认为亳州是江南省难以管理的地方，文教不兴，民风不淳。雍正六年，余光祖任亳州知州，“复以亳俗不知读书，好勇斗狠，思有以移易之。”乾隆三十二年，知州张肇扬建广善局救济丧葬，“亳俗素恃强，有疾则好服克伐大剂，往往以此伤其身。贫者无力求医，死则藁葬，甚且暴骨不著土中，尤可哀也。”张肇扬认为亳州民风好强，患病之后急于求治，好用猛药。
嘉庆十一年，署理知州周鹤立颁布《亳州励风俗示》，其文颇可见清代亳州民风之整体样貌。大意如下：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人心的善良是社会风俗的源头。亳州本是一个民风淳朴、水土丰饶的地方。多年来，百姓们享受着和平与繁荣，家家户户都充满歌声和祝福。按理说，这里的市场应该不会公然当街宰杀牛羊，人们也无需携带防身的兵器。然而，由于此地位于交通要道，奸诈之徒容易藏匿，社会风气日趋浮躁，各种弊端层出不穷。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首先，赌博是最有害的。它让人贪婪地攫取他人的财富，对自己的私欲却毫无节制。狡猾的人设下陷阱，愚蠢的人则落入其中。即使家中拥有百万财富，也会在短时间内耗尽；这样的人，真是愚蠢至极。这是第一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
其次，斗殴也是令人痛恨的。有人因小事而发泄愤怒，拔剑斗殴；有人因争吵而互相攻击，动刀相向。轻则受伤，重则丧命。他们不考虑身体是父母给的，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法律明确规定，杀人者应当偿命。与其承受这些痛苦，不如忍耐片刻。这是第二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
最后，还有一种更为愚蠢的行为，那就是迷信邪教。百姓如若安心耕田、和睦相处。朝廷爱护百姓，怎么忍心对他们施加严厉的惩罚呢？如果他们不思悔改，将来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第三种应当立即消除的弊端。
此外，兵农相济，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回族和汉族虽然有不同的习俗，但更应该各自安好，不要恃强凌弱，不要倚仗权势欺压弱小。我作为地方官员，公正无私，执法如山，对恶行将绝不姑息。现在我刚来此地，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因此特地发布这份公告，希望全境百姓都能明白。 （下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