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诚
在仅存的唐宋亳州记忆符号里，“望州”算是最有名气的。市区有望州路，“望州”这一称呼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旅宣传中。“望州”确实是一个高等级的美称。唐代把天下州郡按照军事、经济与人口等要素，分为七等，“以近畿之地为四辅，其余为六雄、十望、十紧及上中下之差。”“望州”算是第三等级的城市，十望依次是宋、亳、滑、许、汝、晋、洛、虢、卫、相。全部是位于北方、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按照今天的标准，望州接近今天的副省级城市，扮演着重要的区域中心的职能。
基本经济区是大一统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依托。经济史学家冀朝鼎先生曾经总结了中国的两大基本经济区，分别是中原经济区与江南经济区。当我们将这两大经济区与唐代的十望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许多城市都位于淮河流域，这恰好是两大基本经济区的交会地带。唐代算得上是淮河流域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地处淮河流域南北的河南道、淮南道是唐朝的财富重地。
人口数量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古代的户口统计存在诸多不准确性，我们只能根据其提供的数据大致了解当时的人口规模。事实上，由于逃亡户和隐匿户的存在，许多人口并未被纳入国家的户口统计之中，而是依附于地主阶层。据《新唐书》记载，唐天宝年间，亳州有近9万户，人口将近百万人。然而，安史之乱后，大量人口逃亡，导致户口骤减。直至宋统一中原后，人口逐渐恢复，至宋崇宁年间已达13万户，超过了唐代的水平。
唐宋时期的亳州交通发达，得益于便利的水运条件。有两首古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亳州的水运状况。其中，唐人姚合在《送裴大夫赴亳州》中写道：“谯国迎舟舰，行歌汴水边”，展现了亳州作为水上交通枢纽的盛况。另一位诗人孟浩然在《适越留别谯县张主薄申屠少府》中则写道：“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形象地描述了从汴河出发，傍晚即可抵达亳州的情形。这充分说明亳州在沟通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涡河与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当时的水运网络。
物质产出在唐宋也达到高峰。《宋史·地理志》载亳州贡绉纱和绢等。《宋史新编》则载“亳州又贡丝绵缣帛各二十万，后集粟塞下至巨万斛。”亳州一地供奉各种丝织品多达八十万匹，粮食巨万斛，由此可见当时亳州工商业发达之盛状。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亳州丝织业品质之优为时人所钦慕，而且还出现了行业传统和品牌效应，自唐至宋几百年经久不衰。丝织业是唐宋最能代表经济产业的行业，亳州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唐末藩镇割据，地方租税不贡于中央，朝廷将酒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唐末实行酒曲专卖，征榷酒钱。曾任亳州刺史的裴谞便任盐铁使，主管榷酤。而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以前，亳州共有谯县、城父、蒙城、酂县、鹿邑、卫真、保安镇、永城、郸城镇、蒙馆镇、谷阳镇等12处酒务，岁酒课达到117068贯。宋代熙宁年间，亳州酒税仍然达到十万贯以上。《尚书祠部郎中赵宗道墓志》载墓主赵宗道曾经得罪宋仁宗，将要因罪免职，“御史中丞鱼公周询极陈其得复，中允监亳州酒税”。时任御史中丞的鱼周询为其求情，赵宗道被派遣到亳州监酒税。晁补之被贬往亳州任知州，亦曾监亳州酒税。在宋人文集中还记载了数量庞大的亳州酒税史料。如“梁知新添差监颍州亳州监酒税。”“（吕升卿）升亳州监酒”。“（曲全子）调得监亳州酤。”“（马志希）有司传檄旧绩，补亳州卫真县监酒税。”“（蔡子难）再调房州司法参军，监亳州酒税。”而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当时亳州地区除了州县城池外，比较重要的集镇还有双沟镇、福宁镇、蒙馆镇、码头镇、酂阳镇、保安镇、郸城镇、谷阳镇等。总的来说，唐宋时期的亳州经济较为繁荣，是重要的商品输出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处两大经济区交汇之地，亳州人民自古以来便深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其独特的杂糅气质和创新精神。比如亳文化的人文始祖老子，从《道德经》的话语来看，他非常熟悉华夏礼乐制度，同时又以自然的野狐禅解构了周人精心设计的礼乐制度。
亳州在唐宋时期被视为老子的诞生地。唐代的李唐王朝，有着胡人血统，却将老子尊为祖先，对其进行了极高的封赠。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亲临亳州拜祭老子，并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随后的唐玄宗更是对老子推崇备至，不仅在梦中得到老子的启示，还命长安、洛阳修建“玄元皇帝庙”，并下令雕刻自己的塑像侍立于老子像旁。此外，庄子也被封为南华真人。唐玄宗对汉魏以来“河上公”、孙思邈等人为《道德经》所作的注释不满，亲自组织了《道德经》的注释与编印。此后曾拜谒老子的还有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九位帝王。有唐一代，对亳州老子的封谒极为频繁，亳州俨然成为唐代的宗教中心。
宋代亳州承继了唐代的道教文化。宋朝开国不久，亳州人陈抟便被宋太宗尊为“希夷先生”。亳州是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加上亳州在宋真宗组织的献“祥瑞”活动表现突出，宋真宗亲幸亳州。据《宋史·真宗本纪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人诣阙请谒太清宫。八月庚申，诏来春亲谒亳州太清宫。”宋真宗还“赐州城西门名朝真楼曰奉元，北门名均禧楼曰均庆，北门涡水桥曰灵津，东涡水桥曰崇真。”宋朝的统治者对道教经典也十分重视，组织道士在全国范围内编修道家经典，如《天宫宝藏》《云笈七签》等，使道教理论在唐宋时期得以规范化。
亳州中药材产业也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迅速扩张。中医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中药材也是道教活动的必备品。作为道教鼻祖老子的诞生地，在朝廷组织的献“祥瑞”活动中，动辄进献数万本灵芝与珍稀药材。据《宋史·真宗本纪三》记载：“十一月甲寅，判亳州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本。七年春正月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诸如此类记载，在篇幅很长的历代祥异志中不可胜数。虽然我们强调亳州中医药起自华佗，但华佗之后几无接续记载，道教文化的辐射，官府的大力提倡可能是亳州中医药勃兴的重要原因。这也符合一个经济史现象，自古以来官方行为是重要的经济参与主体。
除了显著的道教文化，唐宋亳州的佛教文化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道教文化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共存状态。这一时期，中国佛道分布广泛，既有统治者制衡的初衷，也与佛道人士的弘法活动密不可分。在李唐王朝推崇道教的同时，武则天作为一度攫取政权的女皇，大力提倡佛教，并推出了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进一步促进了佛道共存。在这一背景下，当时亳州兴建了诸多佛教寺庙，如咸平寺、护国禅院、白塔寺、圆觉寺、龙泉院等。1965年，咸平寺出土了一些罕见的北魏、北齐、唐、宋的造像经幢，一度引起轰动。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创作，唐宋时期亳州出状元一人，进士十三人，超过后世的总和。亳州地处中原边陲，经济、交通、文化较发达，环境较适宜。朝廷往往贬谪有小过的官员外放亳州，或者可以在此休养生息，观望政治，以期未来东山再起。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著名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曾巩先后在亳为官，另有姚崇、富弼、范仲淹、晏殊、陈师道、黄庭坚、宋祁、王钦若、丁谓、晁补之等名臣在此为官。这些文人仕亳期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
唐宋尚有一些门阀政治的余韵，取得声望的亳州籍人物此时也较多。据唐代敦煌文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载：“亳州谯郡，出十姓曹、丁、娄、戴、夏侯、嵇、奚、桓、薄、汝。”此时，亳州籍的朱敬则、李绅、曹颖叔、鲁宗道、张傅等也位列台阁，青史留名。
总的来说，唐宋时期的亳州算得上全国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亳州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却与明清时期的亳州面貌大相径庭。唐宋文化之所以不显著，皆因散佚在文献中，深埋于土地下。近年来亳州断断续续的考古发现，其中不少是唐宋时期的遗迹，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有效的保护利用。
具体原因何在？还要再次提到黄河改道的老生常谈上。南宋初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掘开黄河，遗祸千年。南北交战之时，亳州由腹心转变为边疆，兼受兵祸与水患的影响，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金史》载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曰：“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元朝末年，韩林儿在亳州建都，与元廷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使得这座城市的衰落雪上加霜。为了营造明王宫殿的辉煌，韩林儿不惜拆毁太清宫等唐宋古迹，“汉唐碑碣无复存者”。明清以后，以亳州为代表的中原城市普遍地位下降，转而成为了商品、文化的输入地。中原不再象征着富庶与先进，反而在“地域黑”看来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自北宋灭亡至明朝初年，虽然不过二百年，但中原地区的胡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中原汉人“辫发椎髻、深檐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朱元璋深感痛心，他颁行了《御制大诰》，在序言中疾呼：“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又说“愚夫愚妇，效习夷风，所以泯彝伦之攸叙。”为了重建华夏正统的意识形态，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朱元璋等明代帝王致力于教化活动。他们推崇儒学、恢复华夏衣冠、实行科举制度，派遣使者寻访历代帝王陵墓并重建祭祀。每有所获，便由中央遣官致祭。涡北的汤陵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朝廷的高等级祭祀与认定。在明末朝廷编纂的《皇明职方地图》中，桑林、汤陵等古迹位于亳州被明确标注出来。
最后要说的是，明朝初年的教化运动以融合而非排外为目的。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明确表示：“如蒙古、色目，有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蒙古各色官民在中原定居下来，不少转变为军户，亳州是他们的主要定居区之一。明朝的教化活动卓有成效，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认同。在这个主基调下，亳州与中原地区的其他城市一道迈入了最后的统一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