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诚
在谈论亳州文化时，人们往往会立刻联想到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或是明清时期的花戏楼等历史遗迹。似乎亳州的文化成就被局限在了这两个历史时期，而唐宋时期的印记却鲜为人知。在公众的视野中，关于唐宋时期亳州文化的口碑和物质存在几乎消失无踪。唐宋时期的“望州”，如同深埋的宝藏，是亳文化的潜流。结合古旧地图，今试着梳理一下唐宋时期亳州的历史地理变迁。
唐宋大亳州的政区
相比浩如烟海的文字，古地图是最权威、最直观的独特史料。早在先秦时期，地图便是国家重器，是古代国家施政的重要工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价值。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指出，研究历史需要具备长时段的视角，尤其要关注三个时间维度：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其中，地理时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被视为历史变迁的深层驱动力。而古旧地图，正是解读这一地理时间的关键途径。
现存最早的地图为西汉时期的作品，现存最早的亳州地图则产生于宋代。比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两幅，分别是《禹迹图》和《九域守令图》。现存的《禹迹图》有两幅碑刻地图，均源自元符三年（1100年）之前的地图。《禹迹图》采用了独特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法，成为中国迄今可见的第一幅带方格网的地图。该图的比例尺约为五百万分之一，遵循上北下南的方位，每方折算为百里。图上详细标注了《禹贡》中提及的名山大川，因此得名“禹迹图”。值得注意的是，此图上清晰地标有“亳”与“涡水”的位置，其相对位置基本准确。这一时期的亳州紧邻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地处汴京至江南的重要航线上，是经济与文化的交汇之地。
《九域守令图》约绘制于北宋元丰三年至元祐元年（1080-1086年），并在宣和三年（1121年）被刻录于石上。这幅地图的比例尺约为一百九十万分之一，遵循上北下南的方向。图中有着统一的图例和标记，清晰地展现了北宋政权的控制范围。其四至边界北至保定，东达大海，西至四川与贵州，南至两广，几乎囊括了北宋末年中央政权所能管辖的全部州县。此图上有超过1400个地名，这些地名几乎涵盖了北宋末年中央政权所能管辖的全部州县，展现出当时政区的详细情况。《九域守令图》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国政区地图，对于研究宋代地理与地图绘制具有极高的价值。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州级行政单位“亳”与县级行政单位“城父”“蒙城”“临涣”“鹿邑”等地名。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宋代的亳州政区与今日的差异。宋代的政区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隋唐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元代，维持了近一千年的时间。从大体范围来看，这个政区北至永城、南达蒙城，西起鹿邑，东至淮北。
历史是一条因果相连的河流。前一阶段的结果，往往又会成为下一阶段的成因。想要了解一个历史现象的成因，必须要追溯久一些，往更早的历史阶段找背景。何以为亳？我们必须逆流而上，追寻其深远的背景。关于“亳”的由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追溯到它的政区形成年代。自东汉开始，谯县便是豫州刺史部所在地，节制着堪称天下英华的豫州一地。出生于谯县的曹操父子，通过南征北战，最终由曹丕建立了曹魏，并将谯尊为五都之一。如同许多古代帝王一样，曹丕也乐于衣锦还乡，并扩大了谯郡的行政建置。这个政区在曹魏之后的西晋基本沿袭，成为节制淮河以北近二十个县的大郡。这个政区被西晋基本沿袭。西晋虽然夺得曹魏的政权，但遵从灭人之国存人之社稷的传统，将曹氏封到陈留为王国，陈留国便在谯郡附近。
然而，随着西晋的覆灭，中原陆沉，南迁的东晋失去了淮河以北的土地。司马氏南渡时，陈留曹氏也随同南下。为了安抚南下的谯郡士民，东晋在巢湖、滁州一带建立了南谯郡。如今滁州市下辖的南谯区，便由此得名。有趣的是，司马懿协助曹丕篡夺了刘氏汉朝，到了东晋末年，曹丕的后人陈留王曹虔嗣率领群臣向皇帝司马德文上表，要求司马氏把政权禅让给汉室之胄的刘裕。历史似乎绕了一个圈，形成了一个循环。
南北朝是中国经历统一时代后的第一个大乱世，南北冲突频繁。为了维持正统、团结流民的需要，南迁的华夏族政权广泛实行了侨置郡县的制度，即将迁居流民的聚居地以迁出地来命名，并设立相应的政区。由于南北朝时期的频繁战争和相互制衡的需要，侨置郡县越来越多。到了南北朝末期，州郡数量急剧增加，从西晋的19个州、171个郡国增加到南北朝末期（北周与陈对峙时）的263个州、617个郡。州郡设置过多，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政体。因此，从北周至隋唐，政府开始精简州郡，将州改为郡。
汉化是南北朝时期的主旋律，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尊重汉法，模仿汉地的政治文明。北魏在淮河一带设立了北谯郡，而谯县的故地则被侨置为南兖州。这些郡的治所和辖区不断变化，出现了重名与并立的情况。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不仅民众感到困惑，即使是统一北方后的北周统治者也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在南兖州设总管府，治小黄县，柱国杨坚为首任总管。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因小黄县为古商汤南亳故地，遂改南兖州为亳州，仍治小黄县。
北周对亳州的改名并非空洞之举。据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谷熟附近有古亳邑的存在。《水经注·睢水注》也提及亳城为南亳。北周作为西周礼法的崇尚者，设立亳州不仅出于行政统一的需要，更有为祖先立德、恢复殷商社稷的意图。《魏书》载“汤克桀，欲迁夏社，为不可。武王灭纣，以亳社为亡国之诫。”作为祭祀殷商先王的庙宇，亳社一直存留到宋代。历史上，欧阳修、晁补之等人均有参与亳社活动的记录，晁补之曾于亳社创作了《亳社寄文潜舍人》《尉迟杯（亳社作惜花）》等诗词。对比一下，同一时期北边的梁郡被易名为宋州。亳州、宋州均与殷商有关，但宋州在北，亳州在南，这种政区分布格局延续至今，说明时人大体是认可亳州是汤都所在地的。
北周是一个短命政权，继之的隋朝虽然统一天下，但也享国不长。至唐朝时，亳州的政区稳定了下来。唐武德四年（621年），亳州下辖谯县、山桑县、城父县、临涣县、酂县、鹿邑县、永城县、真源县八县。辖区面积较大，军事区位重要。安史之乱爆发后，亳州真源县令张巡、城父县令姚訚组织义军抵抗安史叛军，使得江南免于战火。
到了宋代，亳州的政区与唐代基本保持一致。然而，宋州与亳州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宋朝开国帝王赵匡胤曾担任宋州节度使，他参照前朝封号的传统，将国号定为“宋”。这一决定起初并没有太多的深意。名不正言不顺，不过有了名，自会有人把“顺”补上。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宋代文人附会弘殷即弘大殷商，宋州又是商裔微子启的封地，宋朝便隐隐地承袭了商汤的正统。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正统地位，宋朝将宋州升为南京应天府，并进行大肆营建和政区扩充，宋州的地位直线上升。
相比宋州，商丘的另一个旧称“归德”更让人津津乐道。北宋灭亡后，金人接管了淮河以北的广袤政区。金天会八年（1130年），金朝所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南京降为归德府。归德，意即归附德化，其中的褒贬一望而知。类似的“怀”“化”“定”“靖”“宁”基本上都是边疆化话语，征服者对新统治地区的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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