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被朝廷调离徐州，任湖州知州。到任后，他按照惯例，给宋神宗写了一份谢恩折。在谢恩折里，苏轼心怀感恩，深情地写道：
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苏轼《湖州谢上表》）
这本谢恩折，不乏对宋神宗的溢美之词，有没有感动宋神宗？不得而知，却激怒了当时的御史中丞李定，给苏轼带来了牢狱之灾。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年少时，师从王安石，中进士后，任定远尉、秀州判官。因极力鼓吹新政，李定得到王安石的欣赏，迅速升迁。
李定做泾县主簿时，其父病故。按礼制，他必须辞官，立即回家为父丁忧，但他为了做官，居然将丧父之事瞒而不报。后来，事情败露，李定被朝廷贬官。司马光当时曾骂他禽兽不如。
元丰初年，在王安石的推荐下，李定奉诏入京，晋升为御史中丞。
李定看到苏轼的谢恩折时，认定苏轼是在嘲讽自己。因为，苏轼在谢恩折里用了“新进”一词，而“新进”这个词，在当时是有固定意思的，是指那些没有能力却迅速升迁的年轻人。于是，他对号入座，认为苏轼是在讥讽他无能。同时，李定认为，谢恩折里的“生事”一词有讥讽新政之嫌，因为当时司马光曾在《与王介甫书》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扰民之举，并遭到王安石的反驳。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至于苏轼是否有讥讽李定之意，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定认准了苏轼是在讥讽自己，于是，他联系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以苏轼攻击新政为由，开始对苏轼进行疯狂的打击报复。
他们沆瀣一气，用尽心机曲解苏轼的诗词作品“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苏轼讽刺新政均输法、市易法的证据；“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苏轼讽刺新政青苗法的证据；“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苏轼讽刺宋神宗好大喜功的证据……
最终，他们把这些所谓的证据上奏给宋神宗，并心怀叵测地说道：“苏轼大不敬，不仅讥讽新政，而且讥讽圣上。”
众口铄金，在李定等人的煽风点火下，宋神宗下令御史台，严审苏轼。于是，北宋的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闹剧——乌台诗案。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多柏树，常有乌鸦栖息在树上，因此，御史台又被世人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七月，乌台诗案爆发。43岁的苏轼，身陷囹圄，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在这场闹剧中，审讯者受李定等人的指使，不分昼夜地审讯苏轼，辱骂、恫吓，逼迫苏轼承认以诗文讥讽朝廷、毁谤新政的罪行。在狱中的苏轼备受凌辱，凄惨之至，可谓惶惶乎不可终日，几乎走到生命的终点。最后，在多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太皇太后曹氏临薨时为苏轼求情，再加上北宋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因此，苏轼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后，最终免遭杀身之祸。
十一月，苏轼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擅离黄州，接受当地官府监管。
可怜的苏轼，本是一代文豪，此时就像是一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当年名动京师、被宋仁宗视为宰相的他，而今落魄到这一步，真像是做了一场人生的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