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10岁时，苏轼开始练习作诗。一日中午，苏轼带着其弟苏辙去天庆观，请老师张易简指导写诗。到天庆观时，苏轼兄弟遇见了程建用、杨尧咨两个同乡人。于是，他们一同拜见老师张易简。
时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四起。在一间阴凉的学舍里，张易简耐心地指导他们写诗，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不知不觉，已是正午时分。突然，雷霆轰鸣，天降大雨。倾盆而下的大雨，给张易简带来教学灵感，于是他让苏轼等四人以“天雨”为题，共创一首“联句”。
联句，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由两人或多人共同创作，每人一句或数句，联结成篇。他们四人都想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以博得老师的赞赏。程建用率先吟道：“庭松偃仰如醉。”杨尧咨紧跟着承续道：“夏雨凄凉似秋。”苏轼转而吟咏：“有客高吟拥鼻。”苏辙当时还不到10岁，轮到他吟诗时，正感饥肠辘辘，便随心所欲地说道：“无人共吃馒头。”大家一听，捧腹大笑。
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尧咨、舍弟子由会学舍中《天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
（苏轼《苏轼文集》）
张易简听了四人的诗句后，带着赞许的语气说：“你们四人的诗句，虽然或雅或俗，但联结成篇后，不仅符合诗文的‘起承转合’的结构章法，而且雅俗共赏，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说着，张易简抑扬顿挫地吟咏：
庭松偃仰如醉，夏雨凄凉似秋。
有客高吟拥鼻，无人共吃馒头。
接着，张易简一一点评道：“程建用把雨中的松树比作醉汉，惟妙惟肖。杨尧咨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夏雨给人带来的凄凉之感。子瞻在诗中引用了典故‘拥鼻吟’，不仅提升了诗歌的境界，而且展现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后生可畏啊！”
程建用见张易简对苏轼的评价如此之高，疑惑地问道：“先生，何谓‘拥鼻吟’？”张易简很是欣赏地看了看苏轼，得意地说道：“据《晋书·谢安传》载，‘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后以‘拥鼻吟’指雅音曼声的吟咏。”
程建用听了张易简的解说后，默不作声，深感自愧不如。杨尧咨似乎带着戏谑的口气问道：“先生，苏辙的诗句如何？”
张易简说道：“子由的诗句虽然俗得令人捧腹，但颇能体现诗歌的创作本质。诗歌的创作本质就是要‘言志’。试问，日过正午，你们此时最想什么？馒头吧！”
……
二
光阴荏苒，苏轼在最好的年华博览群书，拜求名师，精进不休。20岁时，苏轼已满腹经纶，文炳雕龙。此时，苏轼的心灵深受儒学的涵养，“致君尧舜”“大济苍生”成了他的理想。他渴望通过科考成就功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走向京都（汴京），准备让他们参加当年的解试（科举时代唐宋州府举行的考试，即明清的乡试）。在去京都之前，苏洵为了让地方官推荐自己的两个儿子，先去了趟成都，拜访了当地长官张方平，并向他介绍了苏轼兄弟的学业。张方平看了苏轼兄弟的文章后，很是赏识，对苏洵感叹道：“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令郎文章锦绣，他日必成大器。”于是，他提笔给苏轼兄弟各写了一封推荐信。
当年秋，苏轼与其弟苏辙在当年的解试中，名列前茅，获得了参加会试（省试）的资格。几个月后，嘉祐二年（1057年）春，会试的日子终于到了。苏轼和苏辙参加了礼部会试。考场上，苏轼才思敏捷、奋笔疾书，按时完成了一篇惊世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文章以忠厚立论，引经据典，鞭辟入里，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气酣畅，结构严密。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行文时，引用了一个典故。该典故被引用得恰到好处，既有很浓的趣味性，又有很强的说理性。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他看到苏轼的文章之后，沉思良久，竟不知该典故出自何处。苏轼在文中写道：尧帝时，有个人犯罪了。掌管刑法的皋陶多次说应当杀掉他，尧帝却多次说应当宽恕他。因此，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尧帝用刑宽缓。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当时社会上泛滥着晦涩怪异的行文思潮，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掀起的“声律骈俪”的文风，更是席卷了文坛。欧阳修对此文风深恶痛绝，力图匡正。他见到苏轼的这篇文章时，被该文的新奇文风打动，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气，惊叹之至。于是，欧阳修想把此文定为第一，但又怀疑此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疑，遂把此文定为第二。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
（《宋史·苏轼传》）
三
后来，欧阳修向苏轼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苏轼却轻描淡写地答道：“杜撰的！” 这让欧阳修更加欣赏。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境界开阔。他在行文说理时，甚至杜撰典故，堪称气度恢宏。这种畅快的文风，冲破了以前“言必有出处”的藩篱，令人叹为观止。
殿试，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宫廷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也称廷试。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在崇政殿举行殿试。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贡士们（科举制度中，会试考中者）在面对“九五至尊”时，自然战战兢兢。苏轼心里也十分紧张，但他平时博观约取、饱读经书，因此能够从容行文，很快完成了一篇策论——《御试重巽申命论》。该文从《易经》的“巽卦”入手，以风比喻王道，形象生动、饶有趣味。
昔圣人之始画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于风者，以其发而有所动也。配于木者，以其仁且顺也。夫发而有所动者，不仁则不可以久，不顺则不可以行，故发而仁，动而顺，而巽之道备矣。圣人以为不重，则不可以变，故因而重之，使之动而能变，变而不穷，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
（苏轼《御试重巽申命论》）
苏轼在这篇策论中，极力推崇儒家的仁政思想。他认为治国当以圣人之道，统治者只有爱民以仁、教民以礼，万民才能各得其职，天下才能一片祥和。该文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极具感染力。宋仁宗看了苏轼的这篇文章后，非常满意，甚至认为苏轼有宰相之才。因此，苏轼在当年的殿试中高中乙科。
过了几天，苏轼拿着书信拜谒欧阳修，当时，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等人在欧阳修的府邸做客。当见到苏轼时，欧阳修兴奋地对梅尧臣等人说：“后生可畏，奇才难得！今后，我应当避让这个人，让他出人头地。”
听了欧阳修的这句话后，全场哗然，但时间久了，大家都信服了。
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宋史·苏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