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强
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穿迷彩服的人群。他们仰着脸听教官训话，后颈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烁。有个扎马尾的女孩忽然笑了一下，大约是旁边的人说了什么，那笑容像石子投入水面，在整齐的队伍里漾开一小圈波纹。我认出她来了——今天早上在食堂，她端着餐盘像端着什么易碎品，小心翼翼地问我豆浆在哪里。我说在左边第二个窗口，她又问要不要钱，问完自己先红了脸。
记忆里的开学总是阴天。小学第一天，母亲给我缝的新书包是军绿色的，她怕我走丢，在包带内侧用红线绣了我的名字。那线绣得太密了，勒得肩膀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我攥着母亲的手走进教室，忽然听见有人在哭——是个穿背带裤的男孩，抱着门框不肯撒手，他母亲蹲在地上，一样样地给他看书包里的东西：铅笔、橡皮、格子本。男孩渐渐不哭了，抽噎着摸了摸铅笔盒上的图案。
初中开学那天，下着雨。班主任姓陈，戴着圆框眼镜，报到时他叫我们每个人写下新学期的愿望。我写的是“考上县一中”，他看了，拿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又添了两个字：“一定”。那两个字写得极重，纸背都凸起来了。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再去学校看他，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下雨天，只是指着办公室窗外的老树说：“你看，又长高了。”树确实高了，枝丫探到三楼走廊，而陈老师的头顶，不知什么时候秃了一小块。
大学报到的场景反而模糊了。只记得父亲扛着蛇皮袋走在前面，袋子里是棉被和枕头，压得他的背弯成一张弓。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他上来时喘得厉害，却还要帮我铺床。我说我自己来，他不肯，把褥子四角抻得平平整整，又用手掌把上面的褶子一下下抹平。临走时他站在门口，忽然说：“被子要常晒，你小时候爱尿床，被子不晒就会发霉。”宿舍里的人都笑了，我也笑，笑着笑着鼻子就酸了。那床被子我盖了四年，毕业时捐给了灾区，不知道现在又盖在哪个孩子的身上。
楼下的队伍散了，新生们涌向食堂，迷彩服汇成一条流动的河。行道树经过一个盛夏，有些已经开始落叶，清洁工扫过的地方，很快又铺了薄薄的一层。我下楼去，故意踩在叶子上，听那脆生生的响。一个男生骑车经过，车筐里放着新领的教材，书脊还闪着胶装的光。他骑得很快，风掀起书页，哗啦啦地翻过去，像在预习一个崭新的学期。
其实，每一个开学季都不过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渡口。我们在此上岸，又在此登船，书包里的课本换了又换，而桨声始终如一。那些落在纸上的豆浆渍，绣在包带上的名字，写在愿望栏里的“一定”，都成了船底的青苔，湿漉漉的，却让木头有了温度。新来的孩子们踩过落叶，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往前走，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把背影留给站在窗口的人。而窗口的人，正把他们的背影装进记忆，等来年叶子再黄时，拿出来晒一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