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俊
那年春节后的二月，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第一次到达洲上，第一次来外婆家。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六七岁，和母亲、弟弟三人顺江而下。那艘下水的小轮，“嘟嘟”鸣着嘹亮的汽笛，晃晃悠悠，停靠在洲上的一个小码头。
江风吹彻，寒气逼人。雨淅淅沥沥，我们却无伞。道路泥泞，母亲抱着弟弟，拎着个大包裹，还吊挂着一小篓木炭。我一手挎着一个小包裹，一手牵着她的棉衣角，江风扑面，手虽冻得生痛，可我却一点不敢撒开。我们登了岸，艰难地走出一段路后，两个十几岁的表姐撑着油伞，大呼小叫，一路小跑着，匆匆赶来接站。江风将她们的伞吹得歪歪斜斜。
“洲上”，是繁昌东北部的一大片沙洲区域，濒临长江，当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保定乡人民公社，人们通称为“大小洲”，那是母亲的故乡，她常念叨它为“洲上”。外婆家就在一个叫作“头棚”的小村。回洲上，就是母亲回娘家。母亲是镇上的小学教师，父亲长期在城里工作，平日里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小人，根本无暇回娘家。外婆的身体不太好，交通又不便，她也从没有来过我们家。我家和外婆家间隔仅几十里路，共饮一江水，却似隔着千山万水。这年正月，母亲趁着寒假尚未结束，发了狠心，领着我们兄弟回趟娘家。
清晨，睡眼蒙眬里，我们兄弟被父母生硬地拉起床，匆匆去赶上水的小轮到荻港。闷闷地候上几个小时，再转搭另一个班次的下水小轮到洲上。下水的小轮，是插花停靠，并不是每个班次都停靠我家的那个小镇，因此，只能曲线求渡，迂回洲上。
那年，是我第一次来到洲上，第一次见到外婆，也是母亲第一次带着两个小人回娘家。外婆家，并不在村子的腹地，而是坐落在大江堤旁的一间茅草屋里。外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去世了，外婆和小舅在一块生活。村子里的亲戚众多，有母亲的几个堂姐的家，有去世的大姨家及几个表姐、表哥，还有许多我弄不明白关系的亲戚。洲上人的说话腔调，让我顿感新鲜。大人说到孩子，都说“小伢子”；他们称呼姑妈为“姥姥”，在说到“二”这个数字时，全称作“奥”。于是，在自家姐妹里排行第二的母亲，一瞬间成为他们口中的“奥姥”“奥姨”，我的弟弟也成了“小奥子”。
外婆，是个干干净净的老人，脸庞白净，并不似一个乡间的苍老农妇，她是小脚，走路有点颤巍。曾听母亲和父亲说过，外婆有风湿性疾病，芜湖市的大舅接她去医院看过几回，却也无济于事。洲上是大片的沙土地，漏水，没法栽种水稻，却出产大量的花生、棉花、玉米、黄豆、蚕豆等作物。外婆也不晓得从何处讨来的土方子，“死马当作活马医”，就天天剥一些生花生米吃，也不知多久，居然那些病症都慢慢消失了，特别神奇。平日里，她的脸庞、脖颈总是微微颤抖的，倒也没影响生活。
洲上的人们，几乎清一色是早年间来自无为的移民。他们祖辈父辈陆续举家迁徙到江南，开垦洲地，辛苦劳作，然后攒上一点家业，就此繁衍生息，因此，大江两岸的人们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洲上的老老小小，都操着一口无为腔，且都保持着江北故土的风俗习惯。在物质贫乏的上世纪70年代，他们平时的生活十分艰苦，自己舍不得吃穿，可在春节前后，总要宰杀一些鸡鸭鹅鱼，千方百计张罗一些菜肴，接待亲朋好友来吃春酒。春酒有午席、晚席，甚至也有早席，这是有别于传统的江南人家的。
一日清晨，睡眼蒙眬里，赶来的四姨（母亲的堂姐）请我们去她家吃酒，于是，在晕晕乎乎之际，我们随母亲来到百米外的江堤下，那儿是四姨家。堂屋里，灯火明亮，八仙桌已摆开一席。桌子上围坐数个大人，杯里斟着白酒。几个凉盘，又几个热炒，还架起个小泥炉，瓦锅子“噗噗”地在炖煮着。四姨是个大嗓门，浑身透着利落劲，吆喝大家喝酒吃菜。有个菜肴，暗红的肉儿切成精薄的一片片，码在白瓷碟里，淋着一点热油。那个薄肉片太好吃，我贪嘴，接连吃了好几片。母亲赶紧小声叮嘱我，“少吃才多有味”，她在制止我。四姨从旁瞄见，紧接着又给我的碗里搛来几片。她说，这个是腌的野鸭肫，芦柴荡里的野鸭现在也难抓了，是她平日特意攒的，就是等大伙正月里来的。
早席吃了不知几个时辰才散席。
又过了几日。某日，在某家屋后的晒坪上，我和四五个小伢子正在排队、猫腰，围着一棵大枫杨树疯玩。忽然，小舅舅来拉上我就走，说，小伢子，莫疯了，要回家啰。
回程，小舅舅一路护送着我们到家。外婆及一帮子亲戚将我们送到大江堤往码头的岔路口。外婆拄着拐杖，默不出声，欲言又止，呆呆地立在大江堤上，她还用围腰布擦了一下眼睛。下了坡，拐过弯，我又恋恋地回头一看，高高的芦苇遮挡着，已望不见外婆的身影，可我晓得，她肯定还站在堤上，肯定还在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