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平
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那一代来说，初中时光注定是难以忘怀的。
1975年春，我初入东至县东胜中学读书。2月底开学，开学后的第一课就是勤工俭学——挖茶山。全校师生自带锄头，按照学校安排分片开垦荒山，筑梯田式的茶园。整整一周的会战，我们收获了手掌的血泡和胳膊的肿胀。
组织学生开展一些生产劳动和社会劳动，是那个时期学校的一大特色。在往后的几个学期里，我们还经历了冬天开进山里、住在当地农家阁楼砍芭茅秆（芭茅秆是造纸的原料）、砍窑柴、烧砖瓦、帮生产队割青槎沤肥等勤工俭学活动。这种情况直至1977年下半年才结束。对当年的勤工俭学，多年后老同学每聚在一起总是主要话题之一，它无疑给我们那一代人的品格塑造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公社十个大队。那时初中课程少，初二才开始学英语，课本单薄，作业布置的少，考试也少，考试成绩并不重要，同学之间的关系简单、宽松、纯净。记忆中，同学之间的学习互动不是很多，而生活互助却是暖暖的。学生宿舍就是简陋的砖瓦平房，靠墙一圈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人带一床被子，两个要好的同学搭伙，一床做垫被一床做盖被，睡一个被窝。班里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1964年出生的，也有1959年出生的。同学们集体主义思想浓厚，乐于助人，无论是勤工俭学，还是值周、值日，都积极主动、肯出力气。我们那时上学，都是每周自己从家带米和菜，交到学校食堂。学生按“桶”开饭，一般10人左右一“桶”，食堂师傅把饭打到一个个木桶里，每“桶”值日的人领回后分而食之，集体生活总是欢欢闹闹、热气腾腾。
我们入学的时候，社会整体对学习风气并不是很重视，尽管如此，我们学校教学秩序井然，晚自习等制度一直保持着。老师们认真备课上课，特别是几位大城市下放的知青老师，见多识广，为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教英语的单老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毕业的，英语发音准，教得很耐心，碰到不好学的同学，单老师会敲黑板擦提醒打瞌睡的学生。教语文课的班主任刘老师是合肥知青，很关心学生，看学生瘦弱，常把自己的饭菜分给学生吃。1978年夏，初中毕业生报考中专每人要交5角的工本费，一些同学交不出来，上海知青毛老师、缪老师夫妇在宿舍窗口“放款”，借钱给学生。说是借，其实是资助，根本没让学生还钱。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惊雷，陡然间，学校发生了巨变。当时，我们正在读初三下学期、面临毕业，一时间心里很茫然。好在为适应恢复高考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需要，国家决定改中小学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当年的小学初中在校生补读半年，这为我们恶补各门功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要么参加高考，要么回家“修地球”，面对前途命运的抉择，那半年大家都拼了。1978年，中专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我们班有1名同学考上池州农校、1名同学考上东至师范，我和部分同学考上高中。
初中毕业已经四十多年了，沉淀下来的初中时光化作了感恩和珍惜。近年来，我们又重聚在同学微信群里。我们感慨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塑造了我们不畏艰难挫折的品格，给予了我们每个人以机遇，我们因此得以收获了无悔的青春和丰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