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平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襄阳汉江机械厂。春节刚过，我到厂报到。厂里派来的吉普车将我从襄樊火车站接进工厂，同车的是同事江涛和毛妙珍。
忆入厂：汉阳之畔扎根
工厂处于半封闭状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职工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三线建设时，来自上海、南京等地航空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有退伍军人和老职工子女等。我是恢复高考后进厂的第一批大学生，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但很快便感受到同事们亲情般的温暖。研究所二室主任李宁说话总带着微笑，领着我熟悉工厂各个生产环节；副主任沈慧芳的儿子盛安与我性格相投，常给我带他妈妈做的水饺、汤圆，还帮我解决技术制作上的难题。人事处一位安徽老乡还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这些可亲可敬的人，让我迅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生活上，军工企业创建之初首先保证生产，职工住房十分紧张。后来条件改善，每次新楼房落成，全厂放假三天大搬家——资历最老的职工先搬，腾出的房子给住筒子楼的，筒子楼再安排无房户。单身汉住六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对大学生有所照顾，我住进了三人一间。
工作上，我的师傅江涛三十多岁，上海人，中专毕业，是课题组负责人。在他指导下，我逐渐熟悉业务，投入新机型研制。我单身一人，白天晚上基本都在办公室，有时做产品测试值夜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照常上班。
忆试飞：蓝天之上铸魂
军用飞机的研制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整机及零部件需要做无数次试验，最终的试验往往需要人直接执行。我曾三次到过试飞院，见过一种特殊的飞行员——试飞员。他们是军人，是从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技术顶尖者，承担新机型的高风险试验飞行。试飞院内公墓里，长眠着二十多位试飞员。很多人本有生还机会，只要按指令跳伞即可安然无事，但他们为了保住飞机和重要的试验数据，努力到最后。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激励了一代代航空人。
除整机试飞外，各种辅件也需要可靠性试验。一次，我们课题组带着装备样品到武汉体育馆跳水馆进行落水启爆试验，我当了一回试验员。穿戴好装备站在五米跳台上，我心里直发怵——我不会游泳，更没跳过水。尽管安全保障到位，心理上的恐惧却让我怎么也不敢跳。反复试了几次，在大家鼓励下，我鼓起勇气闭着眼，像冰棍一样直直跳了下去。试验成功了，我终于克服了胆怯，赢得同事认可。那时承担这类工作没有任何补助和奖金，领导安排了就干，没有推脱的理由，心中只有满满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厂里有几名专职试验员，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孙忠云是一位转业军人，在一次试验中手臂受重伤，医生包扎后叮嘱休息一周，他却当天下午就来上班了，淡淡地说：“没事，我可以做些辅助的事。”
忆调研：辽东踏雪寻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空军主战机型歼七是在前苏联米格-21基础上测绘仿制的，驾驶舱按高寒地区设计，南方机场飞行员座舱温度过高，严重影响安全和作战能力。优化设计、消除不适感成为人机工程的新课题，需要反复试验、收集反馈、再改进，直至定型。
我和江涛到某空军基地调研。部队政委接待了我们，当天召开飞行员座谈会，十多位年轻英俊的飞行员严肃认真、语气平静，对战机不足表示理解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不适感，没有半句抱怨。晚上我们住进部队招待所——一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建筑，据说是溥仪的行宫，雕梁画栋却无电视无热水，我们在暖气片出水阀接了点热水勉强洗漱。
次日转赴沈阳，气温零下15度，呼气成霜。到站已晚上七点多，无人接站，我们背着20多斤装备，冒雪步行数公里。那场景，像极了电影里的雪地行军。
忆师友：言传身教铭心
军工厂设有驻厂军代表。与我交往最多的是海军余代表，三十多岁的营职干部，出身农村，诚实淳朴。一次我俩去北京出差，走进王府井百货大楼，琳琅满目，余代表却依然昂首挺胸、正步向前，始终注意保持军容风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工作中他主动帮我们联系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解决了实验数据短缺的燃眉之急。我们相伴出差，走访多个海空军机场，同甘共苦，结下深厚友谊。
工厂总工程师崔思翰是位令人敬畏的领导，五十多岁，四川人，严谨苛刻，不讲人情。曾有一次他带队出差，到了约定时间有一人未到，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人，崔总下令立即出发。车开到一座桥上，见那人匆匆赶来招手，崔总板着脸命令驾驶员不停，径直开走。看似不近人情，但正是这种严格要求，使工厂连续多年未发生质量事故。
我第一次见到崔总是在资料室。当时我承担部分外军资料翻译工作，常去资料室。管理员小杨生性活泼，见谁都笑，但只要崔总一来，她就端坐桌前低头不语。后来我和崔总到苏州常熟参加项目论证会，几天的接触让我看到了他平易近人的另一面——谈笑和蔼，像长辈一样关心下属。回厂后，他的言传身教养成了我职业生涯三十多年的好习惯：守时、守纪。他不仅是一位好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