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在上海静安寺旁边的步行街与人闲聊。一个路人经过我身边，停了下来，打量了一下我，突然问道：“你是皖南人，靠近安庆那边的，是不是？”我一时错愕，一个陌生人竟然从我的谈话中，听出我是哪里人？而且大体正确。这些年一直在外生活，自认为早已没有了家乡口音，莫非他也是那边的人，还是我的口音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断定我是皖南的人，他笑笑说：“很多年前我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仔细听，能从你的话语中听出带有黄梅戏的音调，所以我断定你是皖南一带的人。”我回道：“我确实是皖南池州人，池州曾经隶属安庆地区。” 　　多年前，在北京地坛公园内，遇见一位陌生人，没聊上几句，他也一口断定我是皖南人，而且也是因为我的口音中带有黄梅戏的腔调。当时，我很诧异，相隔一两千公里，黄梅腔像标签一样刻在口音里被人轻易识别出来。原以为离家这么远，外人是很难准确判断一个人来自哪里，是我低估了乡音的影响力了。 　　记得小时候，到外面读书，第一天就被同学们团团围住，非要我读一篇课文给他们听。我问为什么，同学们说：“听说你们那一块，都会唱黄梅戏，读书时像唱戏一样好听，你快读一篇让我们听一听。”当时我很惊讶，从小到大，跟村庄里的人在一起，都是一样说话交谈的，可刚一出村为什么就会有口音和说话节奏的区别呢？ 　　确实，我出生的村庄，大多数人都会唱黄梅戏。以前经常搭台唱戏，一套戏班子在农闲时走十里八乡，很多人都能通篇扮唱《天仙配》《女驸马》的戏本，别说《打猪草》《闹花灯》这样的小戏了。小孩子们耳濡目染，都会唱上一句两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天天打猪草依嗬呀”之类的经典段子。大人们下田插秧时唱，上山砍柴时唱，到镇上买东西的路上唱。晚上自不必说，得空就哼唱一段，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既可以解乏又可以怡心，给平静的山村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融洽了许多。 　　大伯是个十足的黄梅戏迷。他是木匠，划线时唱，抡斧头时唱，钉钉子时唱，锯木头时唱。人家说：“老木匠，你不会唱着唱着就把尺寸搞错了吧？”大伯嘿嘿一笑：“不会不会，我一唱黄梅戏浑身上下就有了力气，再说我唱戏时用的是另外的脑子，不会和木匠活儿打架。” 　　听大伯说他小时候晚上跟大人一起黑灯瞎火地走二十多里山路，到当时的三山乡竹山村，听严凤英唱黄梅戏。人家说他：“你个小伢子，晚上乱跑，别让人给踩坏了。”大伯说：“好听，真好听。那音调都钻到骨头缝里面了。”虽然他个头小，在人堆里看不真切戏台上的严凤英，但是她的声音像根细细的线一样，在大伯的头顶上来回盘旋。多年以后，每每说到此事，大伯依然是一脸的陶醉与满足。 　　虽说现在听戏、看戏的人少了很多，但是黄梅戏的腔调依然在我们的口音中流传，是烙在生命中辨识度很高的标记，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总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每次被人提起，瞬间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每次被人提及，我仿佛就回了一次故乡，那些有声有色、欢乐无虞的时光又展现在我的眼前。